王行娟：30 年，服务女性成长的探索仍在路上

• 发表日期：201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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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民间妇女组织的定位与发展——中国女性成长道路探索”纪念红枫成立30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所有与会的红枫人、志愿者：

我是红枫的创始人。今天有幸参加红枫成立30 周年的研讨会，庆祝这个组织的华诞，我感到特别的兴奋。红枫能够走过30年的历程，是所有支持过红枫，参与过红枫服务的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努力，就没有红枫的今天，我对所有为红枫付出过的各位，表达深深的感恩之情。

30年前，我和一些知识女性志愿成立一家民间妇女组织，是鉴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女性面临到严峻的挑战，一些女性处在弱势的地位，成立民间妇女组织，是想帮助那些女性跟上历史前进的车轮，重新找到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在妇女所的章程上，写着它的宗旨：促进妇女素质提高，唤起妇女自主意识，开发妇女智力，帮助妇女实现自我价值，关怀妇女困难疾苦，并为有关单位提供咨询服务。

在章程里，我们突出了要唤起妇女的自主意识，这在民间妇女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在进入21 世纪后，在2004年，我们学习到一个民间组织应该有自己的愿景，于是把愿景定位为：“关注女性身心健康，促进女性全面发展”。在2016年改为“普天下女性身心健康，有尊严全面发展”。红枫的愿景比当年的宗旨：唤起妇女自主意识又进了一步，以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为己任。  

为什么把唤起女性意识作为组织的宗旨？

为什么红枫那么重视提升女性的自主意识？为什么红枫强调女性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今天发言的两个中心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女性自主意识的问题被突出德显示了出来。意识是人的独特的心理活动，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思想、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人的心理有两种不同的机制，一种是心理自然机制，由生物进化而成，具普同性。另一种是文化心理机制，受文化的影响。

女性的意识，顾名思义指女性所具有的意识，即女性所意识到她自身所处环境（个人、家庭、社会、社区）和对自己所应有的行为的认知。正如女学者王政所指出的，女性意识并非自然产生于女性的生理结构，任何意识都是社会文化的产物。[1]也就是说，女性的意识折射出女性个人的身份和在社会上的地位，女性的意识是女性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反映和认识，拥有什么样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就会具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

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女性的意识存在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是自在的状态。千百年来，中国的女性深受封建主义社会的压迫和歧视。到了近代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妇女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重绳索的束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父权制社会所制定的女性的性别角色和行为规范，把女性放在了屈从的地位，社会运用规范、意识形态和观念，并通过社会制度、权力和社会化的渠道，要求女性按照社会的要求塑造自己，自觉地加以执行和遵守。

在封建主义三从四德的社会环境的教化下，过去的妇女，不仅在经济依附于男性，在精神上也依附于男性，形成了依赖、软弱，自卑、顺从的意识状态。女性的这些意识状态又被看作是女人的本性，天生的无能和卑贱。这就是生理决定命运的说法。其实，女性的弱者意识来源于她们所处的弱者的身份和地位。她们从小旧被教导说，男尊女卑，男是天，女是地，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庸。正是女性在社会屈从的地位和身份导致了心理的弱态。她们是完全按照社会的规范来塑造自己。她们的顺从和沉默是社会化的结果，她们失落的自我意识与她们的社会身份是一致的。

第二种状态是自觉的状态。就是不再认可女性低人一等的身份和地位，表现为“人”的觉醒，作为社会主体的觉醒，要求实现男女的平等。在1917年，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一批妇女运动的先驱如秋瑾等人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向警予提出了女性“自觉、自决、自动”的口号，体现出中国女性在主体意识上的初次觉醒。

第三种状态就是自为的状态。这就是已经具有了女性主义的意识，或称作女性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女性的主体意识，是指对传统文化有反思的意识，对自身作为男人对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和性别歧视进行质疑和颠覆，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2]有的学者把女性的主体意识归结为4个方面：认识自己是社会的主体，具有人的共性，并按照人的全面需要自觉地生活：认识到女性自身的特质，塑造与自己的生理、心理相协调的真正的女性气质；能认识并自觉承担平衡女性的各种角色；能正确地认识男性并与男性和谐发展。[3]

我们在章程中提到的唤起女性的自主意识就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女性的主体意识包括独立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进取意识、成熟意识和成就意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指认识的主体对自我的反省和认识。自我意识是人格的核心，也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永恒的课题。女性的主体意识既是内心的一种自我反思，也是对父权制，男性霸权的否定。具体地说，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认识。[4]

与女性主体意识相对应的是女性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女性的从属性和依附性是社会上很多男性歧视女性，把女性视为低等动物的依据。这就是生理决定论的观点。事实上正如女性主义者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社会建造的。女人天生卑贱的神话统治了社会几千年，也毒化了女性几千年，很多女性已经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她们瞧不起自己，认为无法与男人相比较，甘心情愿充当男人的附庸。

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任务，就是将处在自在意识状态下的女性解放出来，进入到自为的状态。女性从自在的意识状态进到自为的意识状态，要有一个过渡，也就是经历自觉的过程。自觉的过程就是提高觉悟的过程，是进行思想革命的过程。要革除头脑里封建主义的毒素，不再懵懂地屈从，接受和认命，低声下气地做人。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女性在公共领域获得了很多的权利，也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工作中，被誉为半边天。有段时间，似乎女性的思想意识已经进入了自为的状态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女性主体意识的问题才又凸显了出来。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论述。女学者杨青认为，由于妇女整体的命运与外在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变革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虽然中国女性的地位在一个短时期内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由于个体的主体意识完全趋同于整体的以及时代主流的意识，完全依赖于时代主流意识的带领，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并没有真正地从里到外地完成，女性内心需求的读取以及对自身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关注被大大忽略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性发展要求女性摆脱其最后的依赖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温情保护，以独立的市场主体身份，凭借自己的主观努力和奋斗，去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显得力不从心了。[5]

女学者祖嘉合认为，在社会传统的贬斥下，现代女性在自在阶段特别冗长，主体意识丧失的程度特别深重。女性在确立主体意识的过程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步性。她们在理论认识层面明确女性的主体意识，但是在日常实践中如风俗、习惯、心理上仍是传统的意识，表现为依赖、自卑和怯懦。另一方面女性的表面认识和深层认识具有差异性。她们在思想深层结构中还没有建立自觉的主体意识，只是在行政分配的岗位上，挣钱吃饭，做着近乎传统的妻子、母亲的角色。长久的依赖心理，使她们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强烈冲击，表现出传统的防御、安逸、畏缩的心理趋向。她们的主体意识停留在表层的形式上。当面临具体选择时，深层的传统心态和思维定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起了作用。[6]

中国女性主体意识发展滞后的这个弱点，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制度进行变革，大锅饭和铁饭碗被打破之后，暴露出来了。1988年国务院在13个省市进行优化劳动组合试点，剥离企业中的富裕人员，被剥离的60-70%是女职工，她们不得不回了家。相当部分女性在下岗后宁愿在家吃低保，也不愿自谋出路，或参与社会竞争重新就业，死抱着“我是公家人，国家要管我”的老观念。

红枫中心正是鉴于女性的这个现实，期望通过民间组织的力量，运用“妇女研究妇女，妇女教育妇女，妇女帮助妇女”的方式，做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工作，帮助那些处在彷徨和弱势状态中的妇女，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

在1988年10月7日妇女研究所成立的大会上 ，我作为妇女所所长，讲了一番话，表达成立妇女所的初衷：“在中国历史上妇女从来都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她们身上有着浓重的受害者意识，她们的道德观、义理人情是以依附心理为核心，往往处在被损害被侮辱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在宪法条文的保障下，我们的妇女一扫过去弱者的形象，取得了与男子并驾齐驱的政治地位，给人们的印象是妇女已经获得解放，她们站起来了。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状态下，套在女性头上的光环开始消失了。人们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能够真正依靠自己的腰杆站起来，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游刃有余的姐妹还是少数，相当数量的妇女主要是靠着外在的力量，扶着，保着，才站起来。妇女自身的这种状况与妇女解放的目标是相违背的。因此，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跟上时代的潮流，是时代的召唤和要求，也是我们成立妇女研究所的宗旨。”

我们知道，唤起女性主体意识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我们在开展妇女问题研究的同时，在1992 年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心理咨询热线，主要运用心理辅导的办法，帮助女性缓解生活中的压力，促进女性心理的成长。在95 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我们引入了社会性别的视角，与人本主义的心理咨询理论相结合，在促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上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条热线已经开通了26年，服务过16万多人次，帮助了很多妇女进行了再社会化，重新确立了自我。我们还先后帮助了河北、山西、陕西、广西、新疆等9个省或市建立了当地的妇女热线。

再上一层楼，关注女性的全面发展

进入21世纪后，红枫进行了能力建设的培训，走机构治理的道路。我们学习到一个新的名词：愿景，认识到一个机构不仅要有工作的目标，而且要有愿景，用愿景来指导工作。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到，过去提出的宗旨唤起妇女的主体意识，其实是一项工作或者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愿景应该是妇女的解放。那么什么是妇女解放的标志？我们认为，不能停留在男女平等这个层面上，而是应该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那样，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达到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境界。为此，在2004年，红枫中心将她的愿景定位为“关注女性身心健康，促进女性全面发展”。2016年修改为“普天下女性身心健康，有尊严全面发展”。

在这同时，我们将红枫的价值观，由“爱心、热心、关心、诚心”“爱人，爱生命，爱社会”发展为“用生命影响生命”。

为什么红枫将愿景定为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

这是因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和基本原则。那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展。这里的每个人当然包括所有的女性。在那个社会里，不仅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社会关系也会达到全新的境界，那些压迫妇女的家长制、封建主义的东西将会完全消失掉，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人。每个人都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应该是女性所希望达到的最理想的境界。

事实上，女性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核心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女性的全面发展是其他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没有女性的自由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人的全面发展，更不可能有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进步。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女性的解放与男性的解放是息息相关的。

在制定了红枫的愿景以后，我们的目标更明确了，视野也更开阔了。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的愿景就像一个磨盘的轴心一样，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围着这个轴心转。我们将促进人的成长与发展的理念融进所有的项目中，我们创造性地将心理咨询与社会工作相结合，运用心理与社会服务的形式进入社区，为更多弱势的妇女与儿童开展多元性的服务，先后开创了八大公益品牌。

我们与天津市妇联合作开展的半边天家园模型，不仅提升了天津市妇女的主体意识和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且得到天津市政府的高度肯定，在天津市城乡的所有社区进行推广，实现社区的全覆盖，惠及天津市1千多万民众，成为天津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支点。半边天家园模型也被全国妇联确认为全国妇联优秀的品牌，以妇女之家的名义在全国社区推广。

最近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关注妇女的全面发展，已经写进了刚刚召开的中国第十二次妇代会的全国妇联新章程中，妇女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男女平等一起，确定为妇女的基本职能，列入新时代妇联组织的总任务之中。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促进妇女全面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工作所作的系列论述中的一项内容，这些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关于妇女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

全国妇联将促进女性的全面发展作为妇女工作的基本职能，让我们深受鼓舞。

我们有幸在30年中，在唤起女性的主体意识上，在推进女性的全面发展上，做过一些工作，进行过一些探索。由于水平和能力的限制，我们做得还不够多，探索也比较肤浅。但是我们有决心，与妇女界的同行们，与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一起，以30 周年为新起点，在服务女性，在唤起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促进女性全面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我们永远在路上。

谢谢大家！

【参考资料】

[1] 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辩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1期

[2] 同上。

[3] 祖嘉合：女性主义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社会科学》，1999（5-6）

[4] 杨青：西方女性主义对现代教育的批判，《教书育人》2002（6）

[5] 杨青：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解放，《现代女性主体意识与社会性别》，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年，P77、202

[6] 祖嘉合：女性主义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社会科学》，19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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