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热线让我成为志愿者”——第一期志愿者丁宁

• 发表日期：20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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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宁，当了多年文学编辑，还做了十多年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十多年前，成为自然之友会员，曾多次到贫困地区做环境教育志愿者。红枫妇女热线的首批志愿者咨询员与教练，同时参加了反家暴网络及打工妹之家的一些活动。曾出版了《女性眼中的外遇》与《脆化的婚姻》两部专著，还参与了《妇女热线咨询手册》、《阴柔的智慧》等多部图书的撰写。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全国妇联合作的社会性别平等项目，作为专家对河北省承德县和湖南省浏阳市为该项目的两个试点地区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热线咨询员进行心理救助的培训。近四五年一直编一个环保杂志《自然之友》。还在广东一些高校开过《想象，虚构与爱恋》等讲座，在北京市图书馆作过《面对老龄化》及《构建一份美好的婚姻》等公益讲座。

 

 

  

妇女热线让我成为志愿者

——首期志愿者丁宁

 

  光阴如白马过隙，飞纵即逝。转眼间到红枫妇女热线作咨询员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热线让我成为一名志愿者。当时，“热线”这个词，大家听起来颇为耳生，而今“热线”比比皆是，人们已经思空见惯。说起来去揣摩一个从未谋面的人，试着从只言片语中探究一个人心中的苦痛与困惑，这确实是一份挑战。猜准了不易，帮人去排忧解难就更不容易。这是我这十几年接线的深切体会。回想在红枫的这一段经历，还是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在助人自助的过程之中，自己且有不少成长。

                                 一

红枫妇女热线开通于1992年9月1日，说来我成为志愿者还是有一点点戏剧性。红枫妇女热线的创办者王行娟离休以前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恰好我和她是同事。我是后生晚辈，在出版社时与她并不熟悉，红枫妇女热线酝酿过程我也并不知晓。但是，我知道热线创办的前一年，她组织了京城的周末俱乐部，这是一个单身俱乐部。冰心老人曾为这个俱乐部提写：

我常说：知心伴侣可遇而不可求，中管院妇女所召开周末俱乐部为单身者提供“遇”的机会，真是功德无量。

 ——冰心．辛未  立夏。

当时剩女的问题已经在中国初露端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应回避的女性话题，因而比较关注。当时也有鹊桥联谊会之类的活动，但在这些活动中年纪偏大、层次比较高的女性净坐冷板凳，往往被人青睐的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中年女性易受伤害。王行娟为这些素质不错但青春已逝的女性而感到不公。她为单身的、离异的、希望有一个经常性的活动场所的女性组织了这个俱乐部。

王行娟的做法使我萌生了采访她，写写她的念头。我和我的同事严华一同去采访了她。王行娟告诉我们，她发现不少离婚案是由女方提出的，但是女方依旧还是会因之承受许多痛苦。她参加过《中国妇女报》、东城区妇联和《婚姻家庭》杂志一起联合召开的女性离婚者联谊会。会开得出乎意料之外地热烈，11点半散会，许多人都不愿走，一直聊到下午有人用会议室。她们渴望交流的心情打动了王行娟。这些单身女性的渴望并不为社会所关注，于是中管院妇女所决定成立周末俱乐部。俱乐部不以赢利为目的，是公益性的。当时参加鹊桥联谊会一次要交1 O元钱，而在这个俱乐部，参加一个月的活动才收1 O元钱。

一个并无信仰作纽带，且无一致的政治目的，又无一个固定的目标的团体，想办得具有凝聚力、吸引力，把这些层次不低、内涵丰富、敏感、成熟的单身男女拢在一起，是需要投入心血与精力的。那时王行娟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奉献给了周末俱乐部，经常把老伴一个人丢在家中冷冷清清地度周末。她觉得中国妇女还不能说完全拥有爱和不爱的权利。她认为妇女解放不靠救世主，只能靠妇女自己。她自愿作一名中国妇女活动的实践家，为了这份追求她又和中管院妇女所的同仁一起策划创建了妇女热线。

         二

采访王行娟的文章发表在1992年8月23日的《现代周刊》上。那是热线开通前不久。由于这次访谈我和严华同时接到了来妇女热线作咨询员的邀请。我们都接受了邀请。

    热线开通前，大家都接受了作一个热线咨询员必要的岗前培训。我们做了模拟来话与接线练习。记得我曾经扮过一个“第三者”打进热线，请求解惑。我不记得是哪位扮咨询员了。只记得在坐的几乎每个人都谈了各自的意见，因为外遇问题不是一个好应答的话题。日后在真接听电话的时候，几乎每次上岗值班都接到了伴侣一方情感出轨的电话。听多了，思考多了。我动笔写了一部《女性眼中的外遇》的书，专谈这一话题。我希望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外遇现象。

    妇女热线刚开通时条件挺艰苦，开通不久就到了冬天。1992年的冬季同北方的每个岁末一样寒气逼人。而几次值班都恰好遇上电线保险丝被憋，没办法，我和另一个咨询员只好在既没暖气．又没炉火，甚至连灯光都没有的漆黑冰冷的小屋中接听电话。电话一个接一个，苦恼与忧虑如绵长的秋水，不断涌入耳际。时间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过去，屋子好像变得越来越冷，大衣越裹越紧。不得已，在一个电话与一另一个电话的间隙，我一把拽起我的同伴，对她说：“来!你教我跳迪斯科!”“你?”看看既不年轻又不苗条的我，她怀疑地问：“你跳过吗?”“管它呢!先不冷是真的。”于是我们面对面地跳了起来。电话一响，立刻冲过去接电话，放下电话又在烛光的映照下扭了起来。

按规定是晚上8点结束挂机，可往往接完最后一个电话都快9时了。我骑车到家就快9时半了。一进门，本该熟睡的三岁的小女儿一下子就扑了过来，“哇……妈妈，你这么晚才回来!什么破‘肉馅’电话，我求你别去了。”因为女儿从小一直是我哄着睡觉，她对我晚上的不在家十分不惯。“乖，有人需要妈妈的帮助。”我对她说。说完之后，我自己都禁不住怀疑自己能给出多少帮助?

 记得那时热线还设在地安门中学的一座小楼上。有一天我当班，晚上快9点了，才总算关机，下了线。那天，我丈夫骨折了，在床上下不了地。我把他还有孩子一起丢给了婆婆。我心里着急，只顾往外走。而学校的这栋楼，楼梯上的灯炮坏了，没有及时换。拐转处我一脚踩空就摔了下来。这下子走不了了。和我一起当班的任春燕只好打车送我到了积水潭医院。我对陪我的春燕说，“还是拐到我妈家，接上我哥吧。我丈夫也骨折了，他不能陪我看病”。回到家里，我们夫妻两个人脚上都受伤了，谁都走不了路，上厕所都得靠上幼儿园的小女儿来回扶着。

                             三

在红枫的这十几年之中，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我曾与红枫妇女热线一行六人，于2001年4月10日，抵达鲜花如锦的美丽春城——汉城，接受过为期六天的培训交流。

在女性热线总部，仁川支部的热线会长、地区运动中心长朴仁惠女士为我们细致地介绍了韩国女性热线的组织与运作情况。这条热线成立于1983年，热线具有完备的组织机构，总部之下分设23个支部，并成立了组织局、人权局、对外协作局和地区运动中心。韩国女性热线的主旨是反对对女性的任何歧形式的性别歧视。她们坚持女性主义的立场，强调女性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她们致力于去改变一切带有性别歧视的旧的法律、法规和一切旧有的习俗。

女性活动家黄京淑老师专门为我们讲什么是女性主义咨询。韩国女性热线不同于其它的咨询机构，她们自始至终坚持从女性主义角度去进行咨询工作。她们在咨询过程中挑战传统的固有的性别模式，力图通过咨询改变女性旧的传统意识。她认为韩国女性主义咨询是一个运动，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让人人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她说女性主义咨询有三个原则：（1）个人的是政治的；（2）咨询员与来话者是平等关系；（3）坚持以女性为中心的价值评价系统。她觉得从女性主义出发，求助者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建构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社会问题。热线不仅要疗救她们的心理疾患，还要让她们成长为一种社会力量。不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而是成为改变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度，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韩国妇女热线的宗旨非常明确，她们把咨询服务作为一种手段，把平等作为目的，从立法做起。她们不满足于给多少人进行了多少次咨询服务，而是着力于妇女发展。韩国女性热线特别注意研究理论，她们的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做支撑，视野十分开阔，她们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展开工作的。她们以严密的组织形式，有序地运营着热线。

我们一行人还去了釜山。在那里，我们不仅拜访了釜山女性热线支部，还参观了两个庇护中心。一个是家暴受害者庇护中心，另一个是性暴力受害者庇护中心，也叫阳地。针对求助者挨打、被虐待的问题，她们自筹资金于1992年创办了庇护所。通过到釜山及汉城女性热线参观，让我切实地了解到了韩国女性热线所指的活动家的含义。这些活动家本身也是普普通通的韩国妇女，而她们能量的确非常之大。韩国的女性人权运动是自下而上的，女性热线为了推动女性运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她们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立场，并以此来选择咨询员，用开放的思想来指导各项建设，用规范的程序来保证她们有成效的工作。她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高昂的工作热情，从无到有的创业精神，改变人的认知与观念的顽强努力，都如楷模般印在我脑海之中。尽管在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韩国的女性运动步履艰难。但是她们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这些对我们都是激励。 

寒来暑往，岁岁年年，我坚持在红枫接了十多年的热线电话，在这里学习与成长。感谢红枫！

 （作者在值线）

（作者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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