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度为零的政策出台

• 发表日期：200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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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西方社会自90年代以来，家庭内针对妇女的暴力已成为广大妇女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国内，女性主义者和传播领域也几经炒作，但是离成为妇女最关注的问题似乎还有比较遥远的距离。西方妇女何以对家庭暴力如此的关注呢？她们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领域前进了又有多少呢？

　　大概是在今年的夏季，日本有一个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员因对妻子施暴受到拘捕。他是在对妻子施暴而致使其妻受伤后，陪妻子去医院诊治时，被加拿大医生报警的。加拿大医生何以有这样的权利呢？原来加拿大政府于1993年出台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名称为“容忍度为零的政策”——此政策规定：只要是家庭暴力，一经发现，就不分轻重，必须立案；同时，警察就有权利入室制止；而一旦丈夫对妻子有施以暴力的前科，那么在夫妻离婚时，用于家庭生活的房屋将全部的归妻子所有（一般情况妻子有一半的产权）。这个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在家打人（打老婆）是家庭私事的传统观念，使之成为法律加以干涉的公事。据说，在加拿大历史上入室侦察的第一个警察还差点被施暴的丈夫所指控。那是有一次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电话，当警察一拿起话筒，电话就被扣掉，如此的几次反复，使敏感的警察认识到此中必有隐情。他们通过查号技术，找到了这个住家，他们进去了，制止了一起实施中的暴力事件。但是，施暴的丈夫反诉警察“私入民宅”是非法行为。这件事发生在“容忍度为零”政策的出台之前，所以引起了司法辩论，最后法庭判警察无罪。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判无罪的依据是那个反复打入又挂掉的电话，它可以做“有事需干涉”的推论。今天，有了“容忍度为零的”政策，警察再执行这方面的公务，可谓师出有名，理直气壮了。听了这个情况，笔者当时真有一些扬眉吐气的感觉，情不自禁地为加拿大妇女权利斗争成果而振奋。


　　在今日加拿大许多人们的心目中，家庭暴力是一种严重的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认为，在家里骚扰妻子，一般地要比在大街上骚扰一个女人情节更严重，而在街上骚扰异性，是犯罪的，所以在家里骚扰妻子也应是犯罪行为。现在，这些认识，已赢得了法律的支持。根据法律，家庭暴力行为包括对妻子的性虐待、婚内强奸；也包括对身体的伤害，例如对妻子的推搡或打一耳光、关起来、限制自由等。另外，根据1993年出台的政策，如果一个男性不停地给一个女人打（骚扰）电话，或者跟踪离婚之后的前妻，也构成犯罪；还有，如果丈夫限制妻子交友、外出工作、不提供交通或者中断其工作、将家庭财产席卷而去等也构成犯罪。此外，对妻子的轻微的情感伤害（精神暴力）和经济制裁，虽然不构成犯罪，但是，可以申请作为准予离婚的理由。理解这些规定，有一个背景资料是需要强调的，即加拿大人的行为从法学上可以分为合法与犯罪两大类别，不象中国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了一个“违法不犯罪”之说，但是，加拿大的罪可分重罪和轻罪。所以，在加拿大谈到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与犯罪是同一的概念，而不象在中国，只有一个抽象的“打人违法”的概念，而在实际上，法律（刑罚）只制裁打人致（一定程度）伤残者，而对于那些给妻子一记耳光之类的暴力行为，则缺乏可行的制裁措施，所以，我们妇女界一直在呼吁中国应及早出台“反家庭暴力法”。

　　为什么妇女对家庭以内的暴力如此的深恶痛绝呢？在加拿大又有多少人可能遭遇这类以往难以启齿的问题呢？据一个电话询问的统计，29%的妇女承认至少被丈夫或男友虐待过。其中，15%的人报告说事情发生在现在；48%的人报告事情发生在过去；25%的人报告被虐待10次以上，33%的人报告只被虐待一次；另外20%的人是被前夫虐待；35%的人认为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较前有增加。另外，1999年有一个调查妇女被枪杀的报告指出，在1974——1994年，有1206名妇女被异性杀害，其中75%被其男友所杀，25%是被陌生人所杀。这个报告还揭示出，许多妇女是在分居后继续遭到前男友的虐待，有的甚至被杀害。另据统计，在加拿大的谋杀案中，75%的案件是男性杀害女性。

　　为了有效的制止来自家庭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加拿大还配合法律、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加大反暴力宣传的力度，在文化结构中加入“打老婆可耻，打老婆不是潇洒”的理念，加拿大女性主义认为，丈夫打妻子是“权力控制欲”作祟。事实也如此，打妻子并不是穷人的专利，它作为一种怪癖波及到各个收入层，各个年龄阶段。为使尊重妇女尊重妻子蔚然成风，加拿大的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一个目标：让加拿大男人酷爱的冰球运动员做反家庭暴力的公益广告，她们达到了目的。一名冰球运动员果然接受了她们的游说，在电视上宣告：“打老婆不是潇洒的行为”。但是，正如加拿大男人喜欢酗酒，打老婆的事就如同让醉汉戒酒一样十分艰难。所以，制裁暴力，还必须辅以强制的手段。

 二是加大法制力度。按照现行法律，家庭暴力属于接到就要立案的案件。但是，这种案件在操作上往往比其他的案件要复杂。这也可以说是“容忍度为零”政策的有争议的一面。因为一些妇女在遭到暴力时报警的意图可能仅限于制止暴力本身，她可能不想使自己的丈夫受到法律制裁，例如被拘捕。同时，她也可能并不想因此使婚姻关系破裂。所以，一些妇女在法院立案后的审理中往往不愿意做证。为了保障政府政策的实施，提高对家庭暴力的打击力度，加拿大搞了一项反家庭暴力“多角度合作”工程，这个工程包括向警察提供特殊的培训，使警察了解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的心理，同时向警察教授此类案件的取证技巧，例如摄像技术在取证中的应用，就可以防止出现受害人不愿做证的情况，从而不影响判案的证据。因为，在这类案件中，施暴者往往倒打一耙，或者律师会以种种借口为其辩护，例如认为男人天生好斗，女人贱招或者酒后冲动等等。同样的课程和培训，也在医务人中进行，以提高其在工作中有效辨别患者是否遭遇暴力的能力。

 三是开办一定数量的庇护所。加拿大的一位法律专家告诉我们，对于那些经常向妻子施暴的丈夫，法律有时是无力的。这是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私有财产高于一切的国家，就是说，在整个的权利网络里，财产权利是最高或最重要的权利，这个权利可能导致一些妇女在犯罪的丈夫被制裁后依然无家可归。还有一些丈夫，往往一边对妻子说“我爱你，打你对不起”，一边反复的重复施暴行为，更有一些人以恶毒的威胁阻止妻子报案等等。为了使遭受暴力的妇女在无家可归之时有一个去处，一些非政府的机构举办了“庇护所”。在加拿大我们曾访问了两家妇女庇护所。这种居所的结构犹如一个家庭，其管理也参照一般家庭进行。在艾尔博塔省，笔者看到的庇护所就坐落在一个住户区域，房屋的结构也与一般住户相同，但是，进入其内部，就会发现，里面的房间要多于一般住家，象我们看的这一家，就能容纳20多个人（包括孩子），里面有卧室若干、厨房、仓库、卫生间、电视室、儿童活动室一应俱全，还有专为残疾人设计的房间。另外，为防止可能的冲突与骚扰，庇护所装有与警察局相联的报警系统。我们看到，在仓库里，日常用品应有尽有，从外罩到内衣无所不包。其所长向我们介绍，这是因为前来避难者多是紧急出行，往往来不急或者不方便携取日常用品。除了生活用品之外，庇护所里设有专职的心理医生，负责对被暴力侵犯的女士进行心理治疗。心理医生告诉我们，面对暴力侵害，身体的疗伤往往比较容易，而心理的创面却难以愈合。对受害者的同情和理解，是庇护所工作人员选择这种职业的动力。为了安全起见，庇护所的门窗一直紧紧关闭着，致使里面的通风条件十分不畅，初进避难所时，一股难闻的气息扑面而来，由此，也使我对这里的工作人员肃然起敬。

 谈及庇护所的现状，所长告诉我们，她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费不足。维持其正常开支，一年需要500万加元（近3000万人民币），这些经费，一部分由政府提供，另外的靠慈善机构和捐款人资助。这位所长，有十几年的所龄了。问及她的动机，她讲自己从小就饱受家庭暴力的伤害，每当看到自己的父亲向母亲施暴时，她的感觉就如同撕心裂肺，但是她无力制止。后来，年龄稍大，她就直觉到自己一定要为干预这种不良行为做些事情，从上大学开始，她就感到自己天生就是为制止暴力，减少暴力伤害而生的。在她的避难所里有一个服务的目标，就是给受难者以家庭般的温暖——但是，她说，工作人员不是家庭成员，他们只是为这个特殊家庭服务的人员。笔者问及入避难所是否需要某种手续，她回答说：进入她的避难所，无须任何的担保，只要自诉受到了暴力伤害，她们就免费提供相应的服务。她进一步解释，实际上进避难所的人，多数是穷人、土著人、或少数民族。因为加拿大是一个资源分配极不均匀的社会，特别是后市场时期，经济的一体化在事实上加大了贫富的距离，使贫穷女性化，一些妇女在遭到暴力伤害后，缺乏必要的生活基础，或者不能支付昂贵的诉讼费用，她们只有求助于避难所，以解生活的燃眉之急。所以，面队求助者，避难所特别强调爱心的奉献和无私的援助。

　　中国需要避难所吗？这是笔者在加拿大被反复问到的一个问题，据民政部的统计，我国已有230余家避难所。当笔者以此信息相告时，加拿大的教授算了一笔帐，认为这种比例与中国的人口极不配套，他们认为，中国应有更多的避难所。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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