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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扶弟魔”一词微观女性权力崛起的矛盾处境
  • 发表日期: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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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福州女子替弟还房贷欠债40万”的新闻,再次引发关于“姐姐/妹妹帮助弟弟/哥哥”的讨论。本文作者认为,“扶弟魔”反映出了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超越阶层与性别双重束缚的可能,但其依然难以摆脱父权制原生家庭对女儿的“代内剥削”,崛起的女性迁入城市后,更面临着城乡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剧烈冲突。“扶弟魔”这一词汇本身,潜藏着刻板化、污名化这一女性群体的风险,带有阶层对立与上层排斥色彩。

■ 刘天红

近日,一则“福州女子替弟还房贷欠债40万”的新闻,再次引发关于“姐姐/妹妹帮助弟弟/哥哥”的讨论。类似话题引发争议已不是第一次,2018年“11个姐姐给弟弟凑钱买房结婚”的新闻就曾引起网友截然对立的观点交锋。近年来,女性议题逐渐进入大众文化议程,关于“女性反哺原生家庭、扶助弟弟”的讨论越来越多,热播 “大女主剧”更进一步捕捉、放大这一话题,塑造出一系列深受原生家庭困扰的女性形象,比如《欢乐颂》中“樊胜美”饱受“不争气的哥哥”剥削;《都挺好》中苏母对弟弟一家无条件扶持乃至招致弟弟一家的无赖勒索;近期播出的《安家》中房似锦被母亲索要百万以给弟弟筹备婚房……

在网络话语中,声讨“扶不起的弟弟/哥哥”,甚至讽刺、挖苦对弟弟无限制忍让的姐姐的话语不断出现。网友制造出“扶弟魔”一词用以指代那些不断反哺原生家庭、供养弟弟的女性,更缔造了“娶妻不娶扶弟魔”的江湖准则。在现实的婚姻市场中,“不要娶有哥哥或弟弟的女孩”也成为一种隐性规则。那么,“扶弟魔”产生的动态机制是怎样的?“扶弟魔”现象反映了当代女性在实现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哪些冲突与困境?“扶弟魔”一词又隐含着怎样的阶层叙事?

女性权利实现与顽固的父权制传统

首先,“扶弟魔”一词预设了一个需要“扶”的弟弟,及一个经济状况不容乐观的原生家庭(多为农村家庭),构建了一幅能力出众的姐姐/妹妹扶持相对较弱的弟弟/哥哥的画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性不断实现自身发展,乃至可以超越男性的趋势。女性权力崛起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在教育、就业、创业、政治等各领域都能看到女性地位的上升,即便是在父权制观念深厚的农村家庭中,女儿通过考学、择业、创业、结婚等方式超越儿子脱颖而出的情况也同样存在。比如,上述热播剧中樊胜美、房似锦都是凭借自身努力、接受高等教育、脱离原生家庭到大城市打拼的独立女性。可以说,“扶弟魔”一词反映出一种积极趋势,即越来越多女性通过受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了生存空间与发展机会。

但是,女性对父权制的这种突破面临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在偏远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地区中,父权制依然具有强大根基。在以男丁作为家族接班人、信奉传宗接代的制度下,女儿依然被视为家中 “外人”,类似“养女儿是替别人家养的”观念依然存在。“从夫居”制度更使得女性像是在婚姻市场上被不断交换、流通的“商品”——嫁出女儿、娶进媳妇,而“儿子”才是“自家人”,父母长期与儿子家庭生活在一块,成为一个紧密的经济和情感共同体,女儿对原生家庭的反哺就变成对弟弟的反哺。在这种观念之下,牺牲女儿补贴儿子的“代内剥削”一直存在,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地区彩礼飙升,很多农村家庭通过嫁出女儿获得的聘礼,作为给儿子娶媳妇的彩礼。

通过自身努力逃离父权制原生家庭的女性,并不能逃离父权制下对女性的“代内剥削”。一方面,相比于需要“扶”的弟弟及原生家庭,在追求家庭功能实现的大家族主义观念影响下,境况稍好的女性具有帮扶原生家庭的义务;另一方面,从女性个体生活史来讲,其与父母、弟弟都具有浓厚的血缘和情感联系,难以摆脱对原生家庭及弟弟的扶持。

“时空压缩”效应与女性的身份焦虑

在面对层级坚固的原生家庭的同时,通过自身努力跻身城市乃至大都市的女性,又面对另一重完全不同的文化逻辑。

受现代化进程及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从夫居”制度受到极大挑战,特别是由于房价高企,在城市,很多家庭已摆脱了“男娶女嫁”的婚嫁模式,而形成了新型的“两来两走”婚居模式——男女双方均脱离原生家庭在大城市安家,双方家庭共同置业、子女共同侍奉双方父母。在城市生活中,家庭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大家族观念有所削弱,而转向对“核心家庭”(小家庭)利益的重视与追求。这也构成了网友对“扶弟魔”最大的批判——没有界限感,认识不到自己小家庭与“娘家”的界限。与此同时,对女性自身而言,个体化大潮下,女性追求自身发展、注重个人情感需求与自身体验,迫切希望从传统的原生家庭中脱离出来,努力地“过自己的生活”。城乡文化观念和生活逻辑的对立,给这一女性群体带来巨大的困扰。

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时空压缩”效应加剧了这一女性群体所面对的文化冲突。我国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时间里,实现了欧洲等发达世界用了几百年时间才实现的跨越,中国的社会杂糅着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的不同形态,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前所未有的大汇聚、大冲撞、大融合。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异较大,身处其中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冲突乃至撕裂异常剧烈。对于通过自我权利实现、逃离父权制原生家庭,置身都市文明的女性而言,不同家庭观念、价值理念的碰撞和冲突都是剧烈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其身份、性别的焦虑。

切忌污名化与上层排斥

与来往于都市与乡村、徘徊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女性自身所感受到的冲突、焦虑相比,“扶弟魔”这一词汇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排斥和污名的意味,并进一步加大了其所面对的困扰。

固然,流行文化对“扶弟魔”这一现象的指认,是在女性主义话语推动下产生的,比如热播大女主剧都以类似桥段和情节设置激发女观众共鸣。部分女性也乐于以“扶弟魔”一词作为指认自身困境、反击不平等的性别制度的工具,但从“扶弟魔”往往被男性群体采纳,并以“娶妻不娶扶弟魔”为准则对这一女性群体的择偶选择施加压力来看,这一词语的使用也加剧了在婚姻市场上对来自底层女性的排斥。

“扶弟魔”一词除带有鲜明的性别色彩之外,也暗含着一种阶层偏见。倘若以“扶弟魔”一词刻板地指代通过自身努力、打破了性别与阶层的双重限制,从乡村流动向城市,并对原生家庭存在反哺行为的女性的话,也可能会忽视这一女性群体本身所具有的向上的个人品质,滑向一种上层社会的傲慢。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也会将这一女性群体定义为迂腐、没有原则、累赘的形象,造成对底层女性的社会排斥。这种阶层对立的情绪表达,也会激化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对抗,固化功利性的个人主义倾向,增添社会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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