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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期焦虑,心理上我们如何安顿自我?
  • 发表日期:202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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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团队基于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主要结果。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显示,构成我国成年人精神障碍的五类主要疾病中,发病率最高的是焦虑症。

对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青年教师王东美来说,这项研究结果并不意外。在她平时的工作中,常常接触到不少出现焦虑状态的来访者,在她眼中,焦虑是我们这个快速发展和剧变社会的心理指针。

而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加剧了本就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王东美(中)于“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研讨会

在疫情期间,王东美通过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平台和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热线接听求助平台,展开心理援助。在疫情发展最令人揪心的2020年初,她每周固定六个小时时间,坐在书房一隅接听来电。她聆听过一位留守女孩儿在自我隔离期的孤独无助,也帮助一位快要复课的湖北高三学生重建了自信。

而最让王东美念念不忘的来访人,是一名出现焦虑症状的社区工作者。

这位工作于武汉市某个社区的志愿者黄新力(化名),自述几日前接触了因为COVID-19出院的病人和家属,也是这次接触之后,他开始被一种不安的感觉笼罩:我会被感染吗?我会传染给家人吗?沟通更进一步之后,王东美得知,原来黄新力今年就要退休了,原本单位考虑到其年龄并未安排他当志愿者,是其主动要求数次才如愿,在正式上班的那天,他感觉自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

黄新力抛给王东美的问题是:我这么做究竟是无私还是自私呢?

从为社会贡献的角度,他觉得自己是无私的;但考虑到家人,似乎又是他把他们带入了不可知的风险之中,黄新力的家人也并不理解他的选择,甚至是责怪他,他也开始自我怀疑:我这样是自私吗?

王东美觉得,这是一个当代中国人常会面临的问题,也许在西方语境中,这就是一个“work is work”的问题,当事人也不需要面对来自家人的指责。王东美认为,长远来看,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在西方文化中是行得通的。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则可能没那么简单,自我实现可能还要受到社会关系的牵绊和拉扯。

以这位社区工作者为例,从西方心理学角度来看,黄新力的行动可视为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要与关系中的自我以及社会的某些文化价值抗衡与拉锯。孤独、焦虑和痛苦的感受甚至超过了他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确让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再次凸显。王东美根据她接热线的经验总结,人们焦虑的来源之一恰恰是关系,“一些确诊的人反而没有那么焦虑了,”王东美说,很多来电者的焦虑源于害怕感染后的自己会传染给孩子和老人。

这种伴随着关系而来的焦虑,王东美自己也经历了。今年1月初,她曾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并于当天返回南京。没过几天,武汉不明病毒的新闻开始出现,再后来是钟南山明确病毒人传人。王东美冷静地开始自我隔离,一直到除夕夜当晚才松了一口气,而在那漫长的14天里,一想到她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老师、朋友、父母和同事,就好像有什么东西紧紧攥着她的心脏。

“我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我接触到的这些人,我和我的来访者一样,我们在疫情期间出现的焦虑体验都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关系的重视,可能超越对自我的重视。”

如果说,在当下的学术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直是关键词的话,这次疫情却让王东美进一步确认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关系当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到来让平常隐形的关系网络“现身”了。它也提醒我们,“人可以活成一座孤岛”可能只是一种幻觉。楼下便利店的前台小妹、公交车上你不想多看一眼的乘客、每星期定时送牛奶的牛奶工等等——以往这些不起眼的人际接触,也陡然重要起来——每个人都可以改写每个人的命运。

在社会剧烈转型的当下,新的关系尚未生成,旧的关系难以维系。中国人关系型自我的文化传统,与当下社会的原子化个体化的大趋势产生了巨大的张力,继而催生每个个体向内对自己、向外对他人的攻击、拉扯和痛苦,这可能是焦虑普遍存在的深层原因。

王东美曾在她的一篇论文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性主导的文化形态中,基于个人主义的现代心理治疗正在参与中国个体化的进程,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个人主义)文化土壤,也没有相应的社会系统保护和包容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即使诞生出个人主义也反而容易走向封闭,甚至有可能催生一种“营养不良的自我”。

《像我们一样疯狂》

美国著名作家、记者,长期致力于精神医学和社会心理学非虚构写作的伊森·沃特斯在他的《像我们一样疯狂》中其实也指出了西方心理学与在地文化水土不服的现象。他说,过去几十年中,西方源源不断地以资本化和工业化的方式输出了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心理疾病定义和治疗方法。由此,美国心理学在不知不觉中改造并同化了全世界如何认识心理疾病和症状的方式,这中间当然也包括中国。沃特斯质疑利用西方最新的心理理论来减轻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心理压力是行不通的。西方心理学的输出的一大后果就是既破坏本土的疗愈信念又削弱了当地文化的自我观念,继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人的心理迷茫。

王东美也认为,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应该结合当事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处境。她举例说,当下,很多咨询师会建议深受原生家庭之苦的当事人与父母建立边界,但这是否低估了中国文化里父母与子女的牵绊,以及忽视了很多当事人的自我其实本身就是镶嵌在关系中的呢?

王东美一直想做的就是找到心理咨询与中国文化的有机联结,在西方心理学训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缝隙中,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社会中有焦虑倾向的人就是这个时代的探测器,是他们的敏感代替我们其他人感应了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王东美说,而我们不仅应该包容他们,而且应该更进一步发问,我们的社会怎么了?中国人的“自我”怎么了?

有趣的是,这个浮现于2020年战疫现场的关于无私还是自私的问题,恰恰呼应了四十年前的“潘晓讨论”,当时中国人在追问的,是要为自己还是为他人的问题。在深刻的社会变迁之下,在看似不可扭转的个体化浪潮中,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仍然是,我们如何既能兼顾个人的身心安顿,又能够建设性地朝向他人和朝向社会(贺照田语)。

(实习生 王佳薇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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