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日期：201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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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岸茹，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第五期的热线咨询员（志愿者）。1998年至2005年就职于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事处；2005年至2009年就职于法国沛丰协会北京代表处；2010年就职于儿童乐益会；2011年至今就职于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
“康元饼干的故事”
——热线引导我走上了NGO之路
第五期志愿者郭岸茹
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离开”红枫热线近5年后，再度和同事一起重访热线。当我和同事站在红枫妇女热线办公室门口的那一刹那，真是感慨万千。那种即亲切又陌生的感觉很难用言语来表达。在
虽然已经有差不多5年不参加热线的电话值线了，但是每每回想起自己参入热线时的情形，还是历历在目，犹如昨日。记得92年时自己在商业公司工作，接触的都是商业味道很浓的人和事，诸如大批的出国考察团、大量用外汇购置的各种进口设备。每天面对的都是些买卖合同和商业谈判。那个时候我最常问自己的就是“难道就这样过一辈子么？”。为了让自己有些成就感，做点对社会和他人有意义的事，96年在朋友的推荐下，经过
由于当时NGO还不发达，很多组织都处于“半地上、半地下”的状态，条件十分艰难。记得妇女热线当时租用的是地安门中学废弃的一个教学楼的二楼。那层楼上除了热线外，还租住着很多进城打工的建筑工人，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早期的咨询员们都知道，当时热线只有两条电话线，值班时间分别是下午1:点至4点；4点到8点。由于妇女热线是中国第一条针对女性开放的免费公益咨询热线，所以每天从全国各地打电话到这里来的人很多，特别是晚上下班后的时段，可以说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哪个晚上是可以准时在8点下线的，甚至是在大年三十。
至今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三十晚上，刚好轮到我值线。办公室里只剩下王行娟老师和王信老师与志愿者一起值班。当时热线使用的桌椅都是捐来的二手货，所以每次值线大家都是坐在斑驳的写字台前，身下是一把脱皮脱得几乎看不出原色的沙滩椅，窗外呼呼北风不停地顺着玻璃的裂缝和窗缝往里面灌着。由于当时热线没有太多的资源，所以只有两三个电暖气大家轮着用。想着或许年三十晚上不会有太多电话打来，王信老师把从家里拿来的瓜子和糖果给我们两位值班的志愿者分了一些，让大家空时可以吃一点，抗抗寒、保保暖。当然，热线照旧为每位值晚班的志愿者准备了三小包（6块）康元饼干，以备饿时充饥用。谁知还没等开始享用王信老师带来的美食，电话就开始急切地响了起来，“喂，妇女热线么？我太痛苦了，我想今晚和大家做个告别，然后就去死，呜呜.....”，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处理着咨询电话。当放下听筒，整理好记录，走出地安门中学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心中不禁感叹自己渡过了一个怎样的除夕前夜！街道上冷清清的，除了值夜班的公共汽车还在街上跑着以外，已经少有行人和其它车辆了。坐在58路汽车上，脑海中不停地回放自己与那位想自杀的女生之间的对话，生怕自己有什么不妥而导致她真的放弃年轻的生命。不过还好，当我们结束咨询时，那位女生已停止了哭泣，并答应我放弃轻生的念头了。回到家里已是十点多，爱人和公婆一家还都在等着我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顿时觉得所有的疲惫和无奈都烟消云散了。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想必那位女生可能此刻也和家人围坐一起吃年夜饭了吧。就这样，从1996年至2005年近十年的热线咨询里，我在值线中渡过了自己3个生日和2个年三十。我想这种经历恐怕是我这一生都很难忘却的。
当时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只能利用年假和公众假期时来热线参加值班。最初，家人和朋友并不理解，觉得上班已经很累，还把仅有的个人时间全部用在参加值班及培训上，抛家舍业地图啥？其实，一直激励我的是当时热线的一句话，那个四个字让我至今都受益匪浅-“助人，自助”。是呀，当我们在付出的同时，也收获了很多很多。比如我自己就是在98年给自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彻底离开商业公司，成为一名全职的NGO工作者，一直至到今天。
光阴飞逝，转眼十四年已经过去。当我阔别热线五年后，再次站在热线的大门前，望着房间里崭新的办公设备和宽敞明亮的办公环境时，一种久违的感觉令我不免有些激动。
与同事一起告别热线的张老师出来，走到门口，一丝淡淡的咖啡香气弥漫着整个房间。我的思绪仿佛随着咖啡的味道飘回到了14年前。于是，不禁和同事讲起了“康元饼干”的故事，说起了地安门中学、东四十四条、满头银发的王行娟老师、令人温暖的王信老师，以及教会我很多心理知识的杨眉老师，和很多很多曾经一起为热线付出努力和辛劳的志愿者朋友们。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大家还会再见面，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康元饼干”、“庄园汉堡”和“康师傅方便面”呢？很期待，好期待将来某天的重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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