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日期：2012-02-22
- 点击量：3300
荣维毅，老三届人，曾在内蒙古牧区插队，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书。曾任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长久以来致力于社会性别理念与方法的宣传和普及。
我与红枫妇女热线
——第五期志愿者荣维毅
我是1996年第5期红枫妇女热线咨询员，由此加入红枫志愿者队伍，至今已有17个年头。在这十几年中，红枫为我提供了成长机会。参加红枫志愿者队伍，是我参加妇女非政府组织、接受社会性别视角、从事社会性别培训的起点。据我所知，性别领域的研究者和行动者中的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曾在红枫得到训练和滋养。
1996年底，成为红枫妇女热线咨询员不久，我参加了红枫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行政学系合作课题组《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研究》项目。该项目通过分析热线咨询个案，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在婚姻家庭方面面临的各种问题。本人承担了该项目“女性再婚与复婚的被动”、“婆媳关系中的利益冲突”两个议题。按香港大学陈丽云教授的要求，该项目使用质性研究方法。为此，项目组成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是我第一次学习和尝试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并从单纯关注“妇女问题”向性别平等方面发展。
1998年4月，我随项目组成员赴港，参加在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举办的、有两岸三地学者参加的《内地妇女问题与热线服务》研讨会，并就本人承担的有关《再婚/复婚》、《婆媳之争》两章内容作主题发言。在港期间，项目组成员访问了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和多个民间妇女组织，使我对香港的性别平等事业和妇女非政府组织有了初步了解。
1999年1月，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杜洁来红枫热线，为咨询员做社会性别培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参与式培训，对社会性别概念、社会性别机制及参与式培训方法等，有了初步了解。我在随后为红枫《妇女热线》简报写的《社会性别培训畅说》一文中，总结了此次培训的几点启示：（1）培训效果有赖于授受双方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与参与者参加培训的目标和心态有关；（2）对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方法的掌握是一个逐步消化、深入的过程；（3）社会性别视角不可能给予直接的咨询技巧和方法，但从性别视角切入来话者的问题，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4）女性主义原则和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与心理咨询技巧强调的中立性原则并不冲突。把握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方法，不能取代心理学的咨询原则和技巧；掌握了心理学原则、技巧和方法，也不能抵消社会性别概念、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上这些初步思考，对我以后有关社会性别研究和培训都是十分宝贵的经验，促使我参加了1999年春季成立的京津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并利用京津小组平台，在全国各地做了各种与性别议题相关的参与者培训，推广社会性别理念和参与式培训方法。
1999年6月，在红枫和北京医科大学心理咨询与培训治疗中心共同举办的《’99 北京国际心理咨询热线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两篇论文《女性性问题咨询社会性别分析》和《妇女热线咨询中的性别视角》，都是围绕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概念与热线咨询的关系展开论述，并得到积极反馈。其一，首倡在妇女热线贯彻性别视角，得到王行娟老师的认同。2001年7月，应王老师邀请，为妇女热线督导进行了“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培训，内容包括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人本主义与社会性别、心理学与社会性别、妇女热线宗旨与社会性别。培训通过文献综述、个案和讨论等主要方式，获得较好效果。其二，参加会议的广西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刘金旭受到会议启发，认同社会性别视角对妇女工作和妇女热线非常重要，于是有了京津小组与刘老师的长期合作，2001年至2005年，我个人或与津小组其他成员，先后5 赴南宁做社会性别培训，促进了广西高校社会性别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
1999-2003年我在红枫性问题专家热线做志愿者。2001年以来为红枫多次做性别培训。除承担上述热线督导培训外，2001年10-11月为第10期咨询员做“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视角”、“社会性别与性问题咨询”两个专题的培训；2001年9月22-23日为天津实验区家庭问题社区干预项目法官培训；同年11月11日，为方舟小组做“社会性别与女性性问题”培训；2002年3月23-24日为天津实验区家庭问题社区干预实验项目警察培训；
历数这些，只是想说明红枫给我成长和锻炼的机会，为此，我感激不尽，力所能及为红枫做事，是我应尽的义务。为此，我也一直在思考：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其成员的关系问题。据我在红枫十几年的感受，这是一种互动、双赢的关系。在
右图：红枫妇女热线《社会变革与妇女问题》课题组访问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1998）（左一为作者）
课题组访问新妇女协进会（左一为作者）
在2008年11月红枫中心成立20周年“红枫现象国际论坛”上与
- 上一篇： “妇女热线”——第三期志愿者刘光 下一篇： “一位美籍华人的红枫情结”——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