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心理热线值班时，接到一个男性来话者的电话，他用试探性的语气询问：你们是心理咨询吗，我不咨询，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你能听吗？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又问：我只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我在监狱里的事，能行吗？我感到这个来话者一定有许多憋了很久的话，是一个需要倾诉的人，至少是一个感到孤独的人。从他的叙述中得知，八年前，他因犯流氓强奸罪被判入狱服刑，半年前出狱，现无正式工作，也没有要好的朋友，他父母已故，有一姐姐，现没有来往。他感到社会变化很大，有些不适应。我试探着和他谈关于出狱后的社会适应，但他似乎并不想深谈这个话题，他总是围绕他八年的监狱生活，我开始有些明白他的心结在哪里，他说监狱的生活是上午昐下午，下午昐晚上，晚上昐天明，是一点一点在熬。监狱编队是按罪行编的，他所在的队都是犯流氓罪的，环境很差。和他一同犯罪的同伙，因为比他犯罪多，且其中有未成年人，故被判了死刑。他的同伙在执行前，来话者因同案被陪绑，目睹了全部过程，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说回忆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他常常因此噩梦惊醒，非常害怕。在接到被判刑八年的帖子时，他说他心里是高兴的，感到自己很幸运，不是死刑，也不是无期或十五年什么的。通过八年劳改，他说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他很怕自己今后再犯同样的罪行，害怕再过监狱的生活，对死刑非常恐惧。

　　但他又说他现在已没有性能力了，不具备再犯强奸罪的条件了，可还是怕会再犯罪。在入狱一年后，因犯人之间打架，他的睾丸被打碎，住院摘除了，他父亲和爷爷都曾因流氓罪和暴露生殖器而被判刑入狱，他认为之所以犯这样的罪，都是因为生理上的与众不同。所以他认为凡是犯这种罪行的人，都应该摘除睾丸，去掉性能力，这样才不会再犯罪。

　　他说他其实实际犯罪比现有的重，有3起没有交待，虽然这3起里没有未成年人，知道这一切的同伙也已执行了死刑，应该是再没有知情人了，但是他仍害怕万一这3起事被发现，政府再来追究，他很害怕再过监狱的生活，更怕万一碰上“严打”运动，会像他哪个同伙一样被判死刑，这才是他最最怕的事情。

　　他不敢去坦白，怕再判刑，可是内心又不安，感到自己没有为这3起事负责任，得到应有的惩罚。他问自己的睾丸被打碎摘除是不是就是天报应了，就已经为这3起事赎过罪了，不用再去坦白了，以后政府也不用再追究了。这3起没有交待的事，成为他很大的一个心结，而害怕再过监狱的生活，害怕死刑又是他更大的心结。这个案例使我触动很多，如果一切属实，这里面需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而这个来话者需要的心理帮助也太多了，他是犯过罪的人，他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付代价，尽管还有没有完成的心结，但他总归是不够判死刑的人，在服刑八年后，他应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了，可是他仍然生活在恐惧中，这样的人非常需要得到社会和家人的帮助。他也是一个生命，需要被人关注，被人理解，他多么需要学会怎样不伤害别人，也不让别人伤害他，他多么需要有人来教会他怎样爱别人，也多么需要别人来爱他，可是从他的来话完全找不到自尊和自信，找不到温暖和关怀，有孤独，有无助，有自卑，有害怕，有恐惧，就是没有爱，没有希望。

　　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几乎没有社会资源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

　　观感和点评（谭洪岗）

　　因为看到的不是会谈原始记录，而是咨询员的转述——转述通常经过了加工，夹杂转述者的个人观点和关注点，有选择性过滤——所以我第一眼注意的不是来话者的无力，而是咨询员的无力感（即反移情。咨询员的无力有可能来自被来话者感染，至于为何易感，是很有意思值得自己去探究的话题）。要谈如何帮助这个来话者，需要有咨询录音、或会谈原始记录作为依据。根据转述，则适宜更多地考虑，咨询员如何做，可以发现和调动来话者的内外部资源。

　　“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在我看来，相当于“我该怎么办”。咨询员若换一个思路，“他需要什么，他怎么做可以得到他需要的”，可能比焦虑和胶着于“我该怎么办”更容易了解来话者，了解来话者的困扰和方向，了解来话者的需求和动机。当咨询员急于替对方解决问题时，等于接过了对方肩上的担子，且不说这副担子咨询员能否挑得动，即便挑得动，很可能的一个后果也是，咨询员越全能，来话者越无能，因为问题由别人代为解决了，他没有机会在遇到困境时学习如何面对，如何改善，如何整合经历过的伤痛，如何拓展自我的力量。那他只好在下次遇到问题时，继续找咨询员来替他处理。

　　从这篇手记来看，来话者的目标如果是“我不咨询。……我只是想找个人说一说我在监狱里的事。”那么咨询员有倾听和共情性回应就够了。不必太小看倾听，很多人生活中没有倾诉的机会，很多人在诉说的过程中自己会发现改变的着眼点。哪怕只是帮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愿意采取一点跟以往不同的行动，也是好的。未尽事宜，或新的问题，可以下次再谈。

　　如果咨询员的思路接近于“他的处境好难啊；他太不幸了；我怎么才能改变他的现状……”那的确容易让自己陷入无力。这里牵扯到我们在咨询中如何看待那些听起来痛苦无力的来话者。一下子就相信了这个人没有能力改变他的处境（处境不只是客观环境，包括心理现实），那会不会是我们太快地认同了对方的投射？或激起了自己的某些个人感受？认定对方没有能力，是不是一种隐含的轻视？小看别人，即便是善意的甚至“亲爱的轻蔑”（像父母对小孩那样），那也是小看。而咨询关系所讲的尊重、信任、积极关注，是首先把对方放在跟自己平等的位置上，相信他/她有能力和有潜力。当然，如何看待别人，往往会折射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像这位来话者，在看起来那么艰难的处境中，是什么支撑他走到今天的？出狱后没有正式工作，没有亲友支持，他是怎么生活下来的？带着一点感动和好奇探问一下，大约可以找到一点他的内在资源。其实，来话者曾为只判8年不是死刑而高兴庆幸，对自己有隐瞒的过错没有受罚而不安，这都是他的内在资源，就看会谈中怎么调动。调动好了，可以强化他以行动改善现状的动力和信心。

　　监狱生活留下的恐惧阴影方面，如何调节和转换情绪估计需要做一个专题，这里不展开了。来话者最担心的怕未交代的罪行被发现、再入狱等等，也不妨建议他咨询法律专业人员确认一下（打红枫的周一法律专线就可以）。那些过去的罪行真的揭开会怎样？其实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说不定那些罪行并不会加重量刑（他已服过8年刑了），说不定已经过了追诉期。也可以直接做假设性讨论，如果确认是上述情况，他会怎么做？（若仍不放心，那必须聚焦情绪） 如果不是，他怎么打算？主动坦白可能发生什么？怀着不安内疚生活，会怎么样？不安可以转化为补过的行动吗？……“他应该重新做人，重新生活”，是咨询员的想法。眼下他真正需要什么，如何可以得到，则要问来话者本人。上述各种尝试当然不保证有用，不过会谈正是在陪着来话者走，就着他最关注的主题展开的过程中，让改变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