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日期：200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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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9月21日在大连市召开的“新世纪亚洲妇女/性别研究与教育实践国际研讨会上进行大会交流的论文，观点新颖，受到大会一致好评，特予转载，供大家参考。
如果说，自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转型时期，那么这种转型的最触目惊心的变化来自由国家主宰的意识形态向市场主宰的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也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虽然这样的转变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那里表现为不同的阶段和特征，因此还远未达到结束的程度，但是与全球化的浪潮结伴而来的这种市场文化冲击已经呈现出不可抵挡的趋势。所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和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性别”便是其中最个人化和显著化的一种。
如今“性经济”或“性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虽不便于公开承认却无法视而不见的一个部分；性别成为流行文化和消费市场中一个优先的考虑因素；由于性别还构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的主要源头，它也成为社会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不可逾越的一个部分；同时，性别意识形态的变迁也给作为个体的男男女女的生活方式带来极大的冲击。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在一个性别的转型时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国家意志的无性化形
态转向改革开放后的市场主宰的性别主义（sexualist）形态。这种性别意识形态的变迁，深刻地影响或决定了女性在中国社会的命运沉浮。
平等神话与性别的消失
建国以后的前30 年与其说是性别平等的时代，不如说是性别消失的时代。毛泽东亲自倡导的男女平等政策，其实质就在于“男女都一样”；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指“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这种国家意志的性别意识形态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否定和抹杀性别差异的存在意义；二是以男性为参照体系和样板的性别评判标准。
由于这种平等理念和模式的构造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制进行的，这一方面使中国妇女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摆脱传统父权制的压迫，客观上给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些实惠。比如妇女一开始就有了政治上的选举权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参与权，妇女就业率在很长时期内高于其它国家，较早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虽然并不彻底），男尊女卑的传统至少在表面上已被划归为“封建残余”而成为批判的对象，男人和女人在革命和建设的旗帜下成为并肩作战的“同志”，等等。另一方面也使得性别与其它任何个性化的特征一样，消失在那个时代国家利益、集体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就是说，这种所谓“恩赐”的平等充其量是一种神话构造，它的实现是以国家与妇女之间隐含的一种交易为代价的，这就是女人放弃自己的性别、完全献身于国家的所有需要，以换取国家所赋予女人的与男人同样的名份。其结果塑造了无数“铁姑娘”的无性形象，从而将中国的性和性别文化引向畸形发展。
可以说，性别本身始终不能成为毛泽东时代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的自觉意识（实际上那个时代任何带有个体特征的意识都是危险的不被允许的）。同时“平等”旗帜下的女性在向男性看齐的同时，不得不承受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以及作为生育工具的卑微和苦恼。因此一旦外在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或消失，国家意识形态所构造的性别平等神话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走向破灭，缺乏自主意识的女性命运也就随之出现沉浮。
性别的重新发现与市场化
最终摧毁性别平等神话、使之露出原型的是市场意识形态。当国家意志从台前退到幕后，各路角色争相登台亮相吸引观众之时，性别作为一个“传家宝”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赋予了空前的市场价值，以“传统文化”的面貌被重新包装起来，一种追求“男子气”和“女人味”的新时尚取代了男女都一样的旧时尚。
市场经济给中国人带来全新的理念，它逐渐替代国家意识形态而成为影响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也给掌握不同资源、财富和权力的人群创造了重新洗牌的机会。旧体制下那种缺乏自主性、吃大锅饭的所谓平等被不断增长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差距所取代，在市场这个貌似公平的筛选机制下，人所具有的任何先天或后天的特质和元素都被物化为一种市场资源，具有这些不同资源的人群被贴上不同标签，各自安在了不同的市场价位上。性别理所当然成为其中一个最具普遍意义、甚而最易于与国际接上轨的标签。这个标签虽然极具现代时尚色彩，然而它所包装的内容却是老掉牙的男人挣钱、女人守家的传统性别模式。从媒体和广告上的女性形象、商家促销时的性别导向、演艺界和娱乐圈的时尚热潮等都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商界和消费人群在共同创造着这种带有经典二元性别文化特征的流行时尚。这种时尚鼓吹“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贤妻良母”似的传统女性美德以及美丽性感的女性身体形象，两性之间的差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强化了。历经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洗礼的传统父权制文化正在市场意识形态的催生下以崭新的面貌复苏并发扬光大。
于是“妇女回家论”一再泛起，成为诸多“有识之士”所钟情的解决转型时期各类社会问题的良方。女性中的大多数在被鼓励“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的同时，不知不觉从社会的主流群体中被下放到边缘地带，而掌握着财富和权力的男性逐渐操纵了整个市场和消费生活的走向。虽然有可能市场购买行为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女性完成的，但事实上却满足了掌控着
市场权力的男性的需求和口味，也反映了经过传统文化重新包装的性别时尚。这种性别的市场意识形态不仅构造了不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新的性别模式，而且还与传统性别文化之间达成了一种联盟。它的最大特点和魅力就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第一次真正自愿地形成了默契，这种经过市场包装而死灰复燃、渗透着传统父权制阴影的所谓新时尚，得到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人们的拥戴和争先模仿。在自觉追求性别时尚的过程中，传统性别文化所构建的性别意识形态反过来成为决定社会资源配置和等级体系、支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的桎梏。
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
市场意识形态与传统性别文化的结盟，突出地表现在当今社会流行的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之中。从铺天盖地的美容、瘦身、隆胸、修臀广告，到各式各样以女性为主体的商业人体秀；从灿烂耀眼的各种选美、模特大赛，到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半公开半地下的“性产业”，似乎都在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即女性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她们的身体。女性被最大限度地身体化，成为被观赏、被利用的对象，女性的身体似乎已经成为市场上经久不衰的一个焦点，也成为财富和权力场上普遍流行的交换工具。
市场意识形态下女性身体化的盛行，是对国家意识形态下无性化状态的一种矫正。经历了残酷的阶级斗争和禁欲时代的中国人，在开放的一瞬间将性和性别文化作为人性复苏的重要内容加以颂扬。强调男性与女性本质差异的所谓性别意识被提倡为公众的普遍意识，男性与女性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类型和角色规范，比如与男性相联系的是主体、理性、客观、心智等范畴，与女性相联系的是客体、情感、主观、身体等范畴；男性掌管着公共的领域，女性则隶属于私人领域；等等。这种带有本质主义倾向的两性差异的强调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即中国人正致力于将性别的“泛政治化”转变为性别的“泛市场化”，而且已经成功地依靠与传统性别文化的结盟、通过放弃男女平等的“政治正确”和突显女性身体的独特价值而达成了这种转变。
女性身体化在中国的盛行，还跟上个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所推动的性解放运动有关。文明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对于性关系的排他性，使得性终究成为市场上的一种稀缺资源，而性开放所崇尚的自由性关系为这种资源的市场获得提供了可能性性。享用与性占有成为拥有财富和权力的标志和象征，由于财富与权力主要掌握在男性手里，因此对女性身体的自由占有成为男性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流行广告中往往将“香车美女”作为成功男士的选择一样，于是女性的身体化、工具化、商品化便自然而然成为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当今的性别文化历经国家意志的扭曲和市场力量的强化，正堕入传统性别文化与西方性解放浪潮相混合的时代，因此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成为其基本特征并在市场发育的相当时期内还会盛行。
三种话语力量交错中的女性命运
从国家意志的性别同化到市场取向的性别异化的转型，反映了这样一个共同的事实，即性别在中国的任何时期（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时期）都未能成为社会的主宰因素，它总是依附于其它因素而起作用，而它的作用方式则取决于所处时代的权力的控制主体和运作方式。例如毛泽东时代的性别意识形态是由当时控制一切的国家权力所建构的，改革开放后的性别意识形态则转而被市场的势力所操纵，依附于市场背后的财富与权力的走势。而在旧时代的中国鼓吹“三从四德”的传统性别文化之所以能够横行霸道，是由于当时一切的财富和权力都掌控在宗族势力手里并通过它一代代地相传。
因此可以说，影响性别话语的因素主要来自三种力量：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传统文化的力量。建国后的前30 年，国家意志是主宰性别话语的主要力量，除了“阶级”之外，人所具有的其它所有特征都被归于无或视而不见。政府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种种政策手段，成功地将妇女从传统的父权制压迫中解救出来，成为与男人一样可以自由出入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活领域、独立的可利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然而即使在那个无性别的时代，所谓“传统妇女美德”依然是政府在平等政策下同时倡导的，家庭和性关系等私人领域往往成为男女平等政策无法光顾的角落。80 年代以后市场逐渐上升为影响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主要因素，也成为宣扬传统性别文化的一个主要平台。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主宰的性别平等话语的逐渐式微，或者说国家意志正改头换面地以或明或暗的形式与市场之间达成了攻守同盟，以发展的名义默认了市场的性别取向。承载着传统父权制文化的各式各样性别习俗和理念摇身一变成了现代时尚的一部分，满足了市场这个“赢者通吃”的世界里强势主体的需求。由于国家、市场和传统文化三种话语力量的交错作用，中国转型时期这种由市场主导的、进而男人导向的、具有时尚特征而为女性自身所追随的性别主义话语模式，显然比毛泽东时代具有绝对控制力的国家话语包含更加复杂的内涵。
转型时期性别话语的复杂性还来自全球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全球化这辆战车带动和加快了中国市场化的步伐，同时也加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距离。除了少数幸运者之外，随着这辆战车的启动，女性中的多数人被飞快地甩在了车的后面或外围，除非她们能够依靠自己身体的独特魅力找到市场的脉搏。因此全球化本身推进了性别的市场化并赋予女性别样的命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欲望也推动了中国形象的国际化，其中包括性别平等的透明化和国际监督。因此政府面对市场化对性别问题的重新挑战无法真正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必须向世界公开显示自己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维护女性权益的信心和努力。这样就使得在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天平上必须有限度地考虑到国家话语的力量，其结果给这一时期性别话语的内涵多多少少增添了一点不确定性。
然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性或性别从来都是与阶级、阶层、财富、权力、文化等因素交叉起作用，的所以脱离了这些因素，单从性或性别的角度并不能准确而有效地解释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国妇女的现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性别转型也只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由于传统性别意识形态阴魂不散而总体上处于弱势。但这并非意味着女性的身体化就是市场给予性别的唯一定位，市场同时也赋予性别摆脱生理束缚机制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女性以何种方式、何种代价能够在身体之外找到并具备市场所需要的资源，社会又如何能够为她们获得这些资源创造平等可得的条件而不需要她们付出额外的代价，这将最终决定女性命运的抉择。而我始终相信只要性别的获得性资源在市场上比先赋性资源具有更大的竞争力，女性的身体化及其滥用就会在市场上最终销声匿迹，以性别主义为本质特征的性别话语终将为平等主义的理想所取代。在这一点上，国家与市场的意识形态有理由达成新的同盟，共同对抗古老的性别文化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