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选择不离婚的第一位原因是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
近日,有一个妇女给北京红枫妇女热线打电话,她说:“我30多岁了,结婚10多年了,已有一个孩子,与丈夫一起承包了一个歌厅、一个餐厅,经济条件还可以。他只要不高兴,就动手打人,我都忍了。有一天,丈夫和几个朋友在餐厅打牌,我感冒头痛,到经理室,让一位懂按摩的厨师给我按摩头,丈夫正好推门看见了,他就拿皮带劈头盖脸地往我身上打,要我说出和厨师是什么关系。我解释了,他不信,继续往死里打我,服务员把门撞开拉他都不行。他以前几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他认为我是在报复他,事实上,我不会用这种方法报复,我想要这个家,想让我的孩子有个完整的家。他把我打得遍体鳞伤。他怎么打我都无所谓,只要他信任我,我就什么都有了。有人劝我到派出所去告他,我不想告他,怕把事情弄大。夫妻十几年,我不愿意破坏这个家,他至今转不过弯来,住到单位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1992年红枫妇女热线开通以来,热线就时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但是,在1995年之前,热线统计将这样的个案归入“婚姻问题”中,咨询员在咨询中也只把它作为一个婚姻冲突的个案来看待,由于没有反对家庭暴力的意识,个案中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情节被理解为“两口子打架”。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热线在大会的NGO论坛中举办了“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论坛,其中有家庭暴力的专题报告。世妇会后,热线积极参与到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动中。
首先,热线统计将“家庭暴力”从“婚姻问题”中分离出来,并对咨询人员进行社会性别和反暴力的培训;其次,热线参与了“反对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的筹划,并提出研究100个热线个案的课题计划。后来,该项目获得批准,100个个案热线研究作为子项目也开始进行。
1996年以后热线对“家庭暴力”个案的分类统计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料的保障,100个个案是从400多个“家庭暴力”个案中选取的。
我们的研究是通过对100个热线咨询个案的描述、分析,呈现出我们社会中家庭暴力现象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
1、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是丈夫打妻子或同时打孩子
在100个个案中,93个为女性来话者。家庭暴力的形式分别为:丈夫打妻子(63个);丈夫打妻子及子女(10个);同居男友打女友(7个);子女打父母(11个)。可见,丈夫打妻子在所有家庭暴力类型中高居第一位。
2、遭受暴力的妇女在离婚与不离婚间徘徊
在100个个案中,坚决离婚和正在离婚的26人;正在犹豫的35人,因施暴者威胁而不敢离婚的3人;不想离婚,希望维持的16人;从未想过离婚的4人。可见,对离婚持犹豫态度是最多的。
在不能离婚的考虑中,“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居第一位(27人次);“希望他会改”居第二位(23人次)。
3、城市高文化人群中存在家庭暴力
在100个个案中,74人来自北京地区(这与热线地处北京,北京人知晓率、使用率高有关),8人来自外地大城市,11人来自中小城市。100个个案中,已知73人的文化程度,其中,高中/中专为23人;大专13人;大学本科17人;研究生5人。
在100个个案中,只有33个提到了施暴者的文化程度,其中高中/中专6人;大专3人;大学本科13人;研究生5人。
由此可以看到,城市中的高文化人群中存在家庭暴力现象。
4、遭受家庭暴力后,妇女不断反抗
首先,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表现出明确的反抗态度。在100个个案中,有12人次提到妇女要求施暴者道歉,36人次提到不肯原谅施暴者。
其次,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寻找社会支持系统帮助。在100个个案中,74人次曾向正式支持系统求助,其中,向法院求助的26人次,向单位求助的23人次,向公安部门(派出所和打110)求助的18人次,向妇联求助的7人次。64人次向非正式支持系统求助,其中,向自己的亲友求助的34人次,向配偶的亲友求助的30人次。但是,妇女求助的顺序通常是,先非正式系统,后正式系统。
当然,向热线求助也是一种寻求社会支持的行动。
5、现有社会支持系统束缚着受暴妇女反抗家庭暴力的能力
在100个个案,24人次认为,向社会支持系统求助暂时有效;58人次认为求助无效;5人次认为,求助后暴力加重了。
基于研究发现,我们建议:以社区为基础,实现社会支持的网络化,给妇女以物质上、法律上和心理上的全方位的支持。要实现这样的支持,首先需要对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人员进行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培训,因为“家庭暴力是私事”、“家庭暴力可以忍受”等观念是目前制约社会支持干预家庭暴力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