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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角度解释:为什么压力让我们更团结?
  • 发表日期:20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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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无数次在史书上读到这样的故事:在面对外敌入侵的压力时,人们更容易摒弃成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抵御外敌。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压力之下,人们的行为大相径庭:虽然大多数人选择团结协作,以一种有秩序的方式来共同面对和解决问题,也有一些人会做出恶意行为,如伤害他人、破坏财务等。

为什么压力之下有些人会表现出亲社会,有些人则不然呢?

1 压力不同,后果也不同

根据压力来源的不同,急性压力可以被分为生理性压力和心理社会性压力。

生理性压力的核心是感受到来自环境的威胁。当面对饥饿、疼痛时,我们便会感受到外界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威胁,这种对威胁的不可控感受,会使我们本能地进入一种防御性状态。此时我们的肾上腺素急剧分泌,心跳加快,我们的身体将会进入应激状态——例如和危机正面对抗或者溜之大吉,以应对外界可能到来的威胁。图/unsplash

心理社会性压力的核心是来自他人的评价。试想,当我们站在一个宽大的舞台上发表演讲时,面对他人评价的眼光,我们很难不感到“压力山大”。心理社会性压力往往比生理性压力更麻烦,因为压力源来自于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人际关系,即使想要和它对抗,我们也往往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去应对,所以只能忍耐。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合作的需要,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心理社会性压力,它也是造成现代人慢性压力的罪魁祸首之一。

生理性压力有可能让人们更加追求冒险,并减少对他人的信任和与他人的合作行为(Oriel FeldmanHall,2015)。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让志愿者将手放入0-4℃的冰水中,冰水所带来的冰凉刺痛会导致肾上腺、多巴胺等一系列压力激素的分泌,志愿者的身体开始体验压力反应。5分钟后,实验者让志愿者先后完成一项彩票任务(一种不涉及和他人互动的模拟赌博任务)和一项合作投资任务(一种与他人合作的模拟现实投资任务)。有意思的是,感受到压力的志愿者在彩票任务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冒险行为,选择将更多的钱投入彩票中。但在合作投资任务中,感受到压力的志愿者表现出了更低的信任和合作意愿,选择将更多的钱留给自己,而不是用于与他人合作。这很可能是因为,生理性压力往往意味着潜在的直接生命威胁,此时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而不是他人。

但另一个研究发现,当我们面临心理社会性压力时,合作和信任行为可能会恢复(Bernadette von Dawans,2018)。例如在志愿者在把手放入冰水中的同时,面前如果坐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在客观、中立地观察和评价自己的行为,这时,志愿者的生理性压力就转化为了心理社会压力,面对社会评价的志愿者在此后的合作投资任务中的表现,与没有压力时是一致的。

因此,心理性压力可能会增加合作、分享、信任等亲社会行为(Bernadette von Dawans,2012)。在另一项实验中,实验者让志愿者在两名身穿白大褂、面无表情的面试官面前进行一场求职演讲,演讲结束后再让被试完成一系列算数任务,这个精心控制的场景将会产生较大的心理社会性压力。触发压力后,志愿者在接下来的合作投资等任务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合作、分享意愿,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也有所提升。

这很可能和我们对于心理社会性压力的不同解读方式有关。例如,需要在人面前演讲虽然有“丢脸”的威胁,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自己选择进入这样的压力场景的,我们往往将它视为一种挑战,即它很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潜在的好处(例如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聆听和接受)。此时,我们可能会更倾向于信任他人以及选择与他人合作,首先合作往往意味着对于更好结果的追求;其次,当我们进行一些例如演讲之类的社会任务时,我们可能会感知到一些糟糕的表现,或是对于社会评价或与他人关系的负面影响,通过表现出合作、信任,我们可以很好地恢复自己的社会形象及与他人的关系。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生理性压力和心理性压力很可能诱发不同的选择模式,这很有可能是进化的结果。生理性压力的结果往往用战斗或逃跑模型(Fight or flight)来解释。这个模型最早由心理学家Walter Cannon提出,是指当人类感知到有害事件、攻击或生存威胁时出现的身体响应时,会为之后的战斗或者逃跑做准备。 图/unsplash

当我们的祖先在打猎时遭遇野兽,他们会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杀死它,有能力杀死野兽的人可能获得更多食物资源,以为自己和后代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没有能力杀死野兽的人也会在第一时间选择逃跑,以保存自己;而错误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贸然选择战斗的人,则很有可能成为野兽的“盘中餐”,他的基因也就在进化过程中丢失了。也就是说,生理性压力发生时,人们很可能首先考虑自己如何迅速作出反应来保全自己,而不太会考虑到别人。根据心理学家Shelly E. Taylor的理论,这种倾向在男性中很可能更加明显,因为在大自然中照料后代的往往是女性,所以危机来临之时,女性更可能首先想到孩子的安危,其次才是自己的安危。

心理社会性压力则很可能激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心理社会性压力的发生就意味着人已经处在社会群体中,考虑人与人的关系是无法避免的,Taylor因此提出了照料与结盟(Tend and befriend)的模型:有时面对急性压力时,我们会选择照顾自己的孩子,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与群体内有同样需求的人结盟,共同抵御危险。因此,面对心理社会性压力时,人们很可能更倾向于团结互助,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和资源。图/unsplash

这些机制很可能强烈依赖于我们的生理基础。生理性压力源较大程度地激活了人们的交感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SAM轴),导致大量儿茶酚胺类激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的分泌。这些激素会抑制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例如环境评估、决策执行和情绪调节很可能受到损害。同时,这些激素也会改变奖赏系统,导致人们对于信任和分享的不敏感。而与生理性压力相比,心理社会性压力更多地激活了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HPA轴的激活增加了皮质醇、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而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外源性的还是内源性的催产素都可以增加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压力并不会改变你,只是让你更真实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场景。我们的大脑负责决策的有两个处理系统:一个是“直觉式”系统,它的特点是依赖过去经验,速度较快,节省心理能量。但同时,基于“直觉式系统”思考问题,有时也让我们来不及对当下所处的特殊情境进行准确判断,而是依赖过去经验过早作出选择,很可能会作出不理智的冲动性行为——生活中很多的思维定势、决策偏差都与直觉式系统有关。第二个系统是“深思熟虑式”系统,这个系统严格遵循逻辑规则,能够让我们根据当下对于情境的详细分析和梳理,做出相对最优化的判断和反应,但它花费的时间较长,消耗的心理资源和能量较大。

在面对压力时,我们常常会使用“直觉式”系统进行决策,这会让我们本能的、内在的思考方式更容易地表露出来(Yu R,2016)。这种压力下的“直觉式”思考方式让我们不再掩盖自己的本性,表现出更真实的自己。如果你平时就是一个习惯于采取亲社会行为的人,压力下的你会更倾向于迅速作出亲社会的行为;但如果你本身就不信任他人,对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没有什么兴趣,在面对混乱时首选想到的是如何攫取个人利益,那么面对压力时,你很可能会更容易释放自己的本性。 图/unsplash

总而言之,压力是把“双刃剑”,它的好与坏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评估和我们自身的特点。当我们把压力评价为一种威胁时,我们常常不愿相信他人、不愿与别人合作,却又感觉孤立无援。但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挑战时,我们可能反而会积极与他人合作,以获得更大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原本的信念就是与人为善,那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我们都会更加团结。当我们面对压力时,别忘了勇敢地寻求社会的帮助,有时候别人的关怀会比孤军奋战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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