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日期：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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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京的一位母亲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发朋友圈抱怨道：“他们强迫我10岁的儿子把用过的厕纸盖到头上。”她的朋友圈被疯狂转发。这触动了中国的神经，在中国，校园霸凌历来被视为一种成年仪式。他儿子就读的是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该校将这场骚动斥为“孩子间的无害恶作剧”。然而，随后又有大量的报道称，其他学校发生了更多的恶性霸凌事件。
中国官员们迅速做出反应,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通过了反霸凌立法。因此，目前中国的反霸凌政策是世界上最严厉的。在北京-所公立学校里,学校职工被要求在发现霸凌事件的十分钟内向当地教育局报告。(如何惩罚霸凌弱小者尚未确定)
英国和美国的调查结果一致显示,父母们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在学校的孩子会被霸凌。在日本，9月1日,就在新学期开学之前自杀的学生比其他任何一天都多。但是教育.工作者们很难发现霸凌更别说去制止了。许多霸凌受害者因太过难为情而不会去告诉老师。最近从温哥华一所高中毕业的受害者表示,他几个月以来- -直将痛苦藏在心里,担心老师会“评判”他。
从全球范围来看,霸凌事件的发生在青少年早期达到顶峰,随后逐渐减少。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参与到霸凌事件中,并且去霸凌男女生。女孩往往会欺负其他女孩。男孩们更可能对被霸凌者拳脚相加。女性霸凌者更倾向于进行“关系型”霸凌，比如散布有关被霸凌者的谣言或在社会团体中排挤被霸凌者。
少数民族、矮小、肥胖、残疾、同性恋或社交能力差的孩子受霸凌的风险更高。被霸凌的孩子反过来也会霸凌其他其他孩子。在美国，恶霸欺负“书呆子”。而相比之下，在中国和韩国，成绩差的学生更容易被霸凌。2013年对阿拉伯世界的一项研究发现牙齿不齐的人最容易被欺凌。但是世界各地被霸凌的孩子都存在着长期健康影响的风险。牛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表示他在香港读中学时饱受折磨，“承受了至少五年的情感创伤”。
霸凌行为在世界各地的发生率差别很大。主要基于学生自主报告所得的数据可能低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数据显示霸凌行为在非洲的部分地区最为普遍。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13岁到15岁的埃及人中有70%在过去30天内至少遭受一次霸凌。另一个极端是瑞典，2014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同一年龄段的孩子中，在过。去一个月里仅有11%受到欺凌。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一比率介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然而，跨国比较是有问题的。不同国家对霸凌的认知也不尽相同。例如，汉语中“bullying”一词是“欺负”，有着非常具体的含义。
大多数富裕国家都有反霸凌法律。从2006年开始;英国所有的公立学校被要求采取全校范围内的反霸凌政策。到2015年美国都制定了反霸凌法。如马萨诸塞州等法律最严苛的州要求学校领导向校长报告所有的霸凌事件,校长必须“立即进行调查”
芬兰图尔库大学的克里斯蒂娜萨米瓦利认为,解决校园霸凌问题的核心是鼓励旁观者出手相助。霸凌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她表示，通过教导旁观者仗义执言或者至少不嘲笑受害者,欺凌的“社会反馈”就会减少。
2000年末,萨米瓦利制定了一项名为"KiVa (芬兰语的"nice” ) "的反霸凌课程,其中包括团队建设练习和在线模拟。如今,芬兰的数千所学校和世界各地的数百所学校中都开设了这一课程，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对"KiVa"课程效果的大多数调查都显示,报告自己受到欺凌的人数大幅下降。
其他反霸凌的方法还有很多。北京国际学校的每个更衣室都配有保安(这是很少有学校能负担得起的选项)。北美的许多校车司机会安排专用座位，让霸凌嫌疑人坐在前排。威尔士中部的Rhiw-Bechan学校的每个教室都设有- -个“忧虑箱”学生匿名举报霸凌者。
马萨诸塞州韦斯顿中学校长安东尼·帕克表示每当一个孩子被指控欺凌弱小时，他会随时通知孩子的父母。十有八九，孩子的霸凌行为就会停止。今年3月，宾夕法尼亚州提出一项反霸凌法案允许法官从第三次霸凌开始强制被指控霸凌的孩子进行社区服务或对其父母处以500到750美元的罚款。
一些方法已经被证明是“适得其反”了。“恢复性”方法是让霸凌者和受害者握手言和，可能最终会进一步伤害受害者。一些惩罚措施如开除学籍可能只是把问题转移到其他地方。
文化差异将这一问题复杂化了。比如，在中国，进城农民工被视为二等公民。当他们的孩子受到欺凌时可能会更少得到老师的同情。这种不公平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受害者总是认为解决霸凌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牙还牙。如今在加拿大工作的23岁的亚历山大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在乌兹别克斯坦度过一段时间，他表示，“有时你别无选择，只能与他们争狠斗勇。这种方法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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