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我的公益路

• 发表日期：2015-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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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我的公益路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名誉理事长  王行娟 

 一、我为什么做公益？

        这是很多人问过我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多次。其实归纳起来很简单，有两条因素促使我走上了公益路。
        第一是时代的因素。由我带头创建的红枫中心，原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创建于1988年10月。当时改革开放进入到深化阶段，经济制度实行转轨，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来企业中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状态必须改变，才能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国务院决定在企业单位实行优化劳动组合，在1988年在全国十三个省、市进行试点，将富裕的劳动力剥离出来，下岗的词就是从此而起的。当时很多地方剥离下来的职工，60——70%是女职工，这些妇女只好回家，引起了女性群体性的恐慌，《中国妇女》杂志在1988年从年初到年末，开展了全年的大讨论“1988——妇女的出路”就是讨论妇女回家的问题。
        我在杂志上读到一篇女工的来信 ，她写回家以后的情况，本想做个贤妻良母，没想到怎么伺候丈夫都不满意，开口就是你是白吃饭的，连女儿和婆婆都瞧不起她，说准是你不好好干活，否则下岗的为什么是你。她感到绝望彷徨，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几次在河边徘徊，想一死了之，但又心有不甘，于是写了这封信。我被这种现象所震撼。新中国的妇女历来被教导说妇女解放的标志是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公共劳动。城镇的女孩子在成年后都被政府安排工作，进了公家门，成了公家人，一生都有靠了。可是现在社会发展了，妇女却要回家了，她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更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可走，怎样才能重新找到社会的位置。
        在这一年，还出了一件大事，妇女在参政领域全面的退却。由于国家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由原来定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结果很多省市的四套班子中竟然没有一个妇女被选上。北京有个郊区选妇联主席还选了个男人。为此中国妇女报在这一年开展了妇女参政的讨论，很多男人发表了过激的言论，说什么妇女参政是母鸡打鸣，红颜祸水，让我非常反感。
        1988年初是我从北京出版社离休的日子。在这之前我已经关注到改革开放之后妇女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了，而当时中国没有一家机构研究妇女问题，全国妇联旗下只有一个婚姻家庭研究会，正在集中研讨第三者对家庭的破坏力问题。正是出自于对妇女命运的关怀，我萌生了创办一个民间研究所的想法，研究当代妇女问题，为这些妇女寻找出路。1988年3月的一天，北京一批妇女界的精英被邀请到我家，共商义举，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炸酱面”会议。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在1988年10月7日，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时代催生了这个民间妇女组织的出生。
        第二个因素自然是我自己了。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复杂的大家庭。并不是因为家庭富有，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我有两个母亲。在这个嫡庶分明、男尊女卑的家庭，作为庶出的我，又是个女孩子，尝够了受压迫、受歧视的滋味，这使我从小对独立、平等、自由表现出强烈的渴望。在缺失关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又使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温情很敏感，特别是对处在弱者地位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同感，产生了接受、保护和温暖对方的愿望。我从自己经历过的孤独和绝望中体会到，当一个人陷入绝境的时候，如果有人向她表达出关爱，伸出双手，这个人很容易从困境中走出来，甚至重新燃起生的希望。我就想做这样一个人。
        其实在我离休时候，完全有更好的生活选择。我是写贺子珍传记的第一人，这本书获得很大的成功，在这之后有很高级的首长夫人找到我，希望我为她立传；那时候我还是个畅销书作者。我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会是名利双收，过得很安逸，也很有成就。但是我的内心却在不断地发出呼唤，要为那些彷徨无助的女职工们做些什么。最终我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就这样走上了公益的路。

 二、我怎样做公益？

        有人在总结中国妇女NGO的历史进程时提到，第一代妇女NGO是借助体制内的优势发展起来的。从总体上说没有错，但我是个例外。我在1988年创办妇女所时已离开了岗位，原来的工作与我后来从事的妇女公益事业凤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源，也没有政府权力的后台或背景，仅仅凭着个人的梦想和意志力，联络了妇女界的爱心人士，就开始了工作。27年来所经历过的艰难困苦，可以说罄竹难书。所幸一路走来，始终有志愿者陪伴，红枫中心虽历经坎坷并没有垮塌，一直成为志愿者服务妇女的一个平台。我今天不谈做公益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和品德，这当然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我想说的是一个公益人仅有爱心和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服务的指导，才能开拓出新的局面，工作才能做到位。我所说的先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我们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接触到和学习到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以后，一直在探索如何作为工作中的指导。
        我创办的既然是一个妇女公益组织，当然有为妇女争平等的性别意识，但是当时的性别意识是很朴素的，自发的。社会还比较封闭，我对世界妇女运动知之不多，对女权的理论接触得很少。创办初期，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妇女意识”来表达做妇女工作需要的视觉，这种认识，体现在最早对妇女所的定位上：“妇女研究妇女，妇女教育妇女，妇女帮助妇女”。
        当时我个人的认识就比较模糊，我的同事和志愿者们就更是混沌一片。由于1992年我们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心理咨询成为主要的专业方向。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关心的是如何学习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方法。1993年发生了一件事，我们组团到香港与和谐之家进行热线对口交流。和谐之家是香港的妇女组织主办的受虐妇女庇护所。在交流过程中，和谐之家一个员工问我们一位志愿者：你是女权主义者吗？这位志愿者慌忙回答说，不是的，我只是搞心理咨询的！那位员工听了后，一脸茫然，半天说不出话来。
        回国以后，我曾就这个问题组织志愿者们进行讨论。我的本意是引导大家认识到做妇女工作要有妇女意识，但是多数人不接受这个观点，理由是心理咨询不需要妇女意识。原因是我们的心理咨询主要运用人本主义的咨询理论和方法，这个咨询理论以人本主义哲学作为基础，强调以来话者为中心，倡导对来话者理解和共情，讲究倾听来话者的诉求和声音，尊重来话者的意见和自决。这套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热线的咨询进行很顺利，赢得大量来话者的称赞，志愿者也很有成就感。因此，很多人觉得，对男女来话者都应一视同仁，没有必要特别把女人分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心组织过社会性别理论的培训，大家的兴趣不大。
        但是1998年一个个案的讨论改变了局面。
         一位督导在一次业务学习会上拿出一个个案让大家讨论。来话者是一位中年女性，离婚5年，带着6岁的儿子生活。原来孩子由她的母亲帮助照顾，后来母亲得了重病，反而需要她来照顾，这样一来她要同时照顾母亲和孩子，经济情况也不好，感到力不从心。她的前夫身强力壮，收入也高，她希望由前夫来抚养孩子，前夫不答应，于是她起诉到法院要求改变抚养关系。可是法院判她败诉，理由是母亲就应该照顾孩子，尽母亲职责。她打电话来是希望得到热线的支持，准备上诉。热线的咨询员对她说,的确你很难，但是你是母亲，还是应该抚养孩子。来话者很伤心，说，没想到你们和法官说的一样，随即挂断了电话。
  个案讨论非常热烈。开始很多人都认为咨询员回答没有错，母亲无论多难都应该抚养孩子。但是用社会性别的视角进行分析，多数人最终认识到这完全是传统的双重道德标准的观念。抚养子女父母双方都应负有责任，并不只是母亲的职责。为什么当母亲有困难时提出变更抚养关系要受到指责，而父亲不承担责任却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对呢？从性别平等的角度看，这个妇女的要求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符情理的。通过这次讨论，咨询员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心理学所谓的立场中立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是男性主流社会所通行的歧视妇女观念的反映 。
        此后社会性别理论培训成为了妇女热线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不仅对所有新咨询员进行，而且对心理咨询的督导们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加入了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妇女热线的咨询就由传统心理学的咨询进入到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咨询领域 。咨询员们开始学习用妇女的视觉，站在妇女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一些过去认为很无奈的、很难以进行的咨询，也有了解决的办法。突出表现在对家庭暴力个案的咨询上。
        红枫中心从开通妇女热线以后，就不断接到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电话。一些妇女在电话中讲述了她们遭到来自丈夫或伴侣暴力的情况，听到她们凄惨的诉说，志愿者深表同情，有的还跟着流泪，都希望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她们给出的建议五花八门。有的说只有离婚才能制止暴力，但是多数的受虐妇女只希望消除暴力，并不想离婚，咨询员就没辄了。有的劝说妇女要忍耐，等待，说男人总会有脾气，人老了脾气就变好了，建议不要刺激他，顺着他的性子，息事宁人。还有的说不要把挨打的事说出去，让他没有面子，下不来台，事情更难办了。家庭暴力个案在业务研讨会讨论过多次，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用社会性别理论来进行分析，结论很快就清楚了。家庭暴力的发生，根源不是夫妻间的意见不和，主要也不是脾气性格问题，而是源于夫妻在家庭中地位不平等，男人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对妻子的权力和控制。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封建的男尊女卑观念和制度所造成的，通过代际传承，流传至今。这不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对妇女人权的侵犯。志愿者的劝和，可能出自好心，但是让妇女适应暴力的环境，不加反抗，违背了我们要推进性别平等的原则，给妇女造成更深的伤害。
        社会性别的赋权理论，成为了志愿者帮助受虐妇女的良方圣药。给予受虐妇女情绪的抚慰，明确挨打不是她们的错，改变她们的认知和依附心理，唤起她们的主体意识，挖掘她们的潜能，这些精神是的支持，都有助于提高她们的自信和自强，为消除暴力，重新安排生活创造了条件。很多受虐妇女在热线的帮助下，用自己的腰杆站立了起来，敢于对家庭暴力说不，为捍卫自己的人权而抗争。有的志愿者把妇女热线比喻为“受虐妇女精神上的庇护所”。
        红枫中心已经做到将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在所有的服务项目中。红枫中心的愿景已更改为“关注女性身心健康，促进女性有尊严全面的发展,推进性别平等以及家庭与社区和谐的建设”。
        社会性别理论中的理论分析框架，更是帮助红枫中心在理论的研究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红枫中心主要是进行行动性的研究和个案的实证性研究。我们在开展服务妇女的项目时，没有停留在把项目做好这一点上，而是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提升，以此建立起模型，模型中既有突出的理念，同时具有可操作的方法，以便推广到更多的人群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红枫中心已经成功打造了五大公益品牌：妇女热线；单亲家庭温馨工程；半边天家园；流动家庭“每日家教三个十分钟”；失独家庭关爱工程，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半边天家园。2000年红枫中心在研究400个热线个案的基础上设计了“家庭问题社区干预”的项目，这是一个以人为本和社会性别为主要理念，以家庭暴力为切入点，以社区为重点，在社区中为妇女建立起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支持系统的社会干预网络，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主体地位。项目被称作半边天家园。在与天津市妇联主席谈合作时，我说，这个项目是有理念的，就是以人为本和社会性别平等，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对社区的法官、派出所民警，政府官员、妇女干部和居民，进行多层次滚动式的培训，用这些理念作为统一行为的准则。妇联主席想了一下说，我同意，我接受。于是项目就在天津市的一个社区落地。
        项目从2001年到2005年从实验到试推广，效果出奇的好，不但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大大降低了，而且社区内官民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大量人际纠纷通过社区的支持网络，不出社区就解决了，受到一些区委和街工委的推崇。项目结束后，全市有33个街道在政府的支持下，自发建立了半边天家园。天津市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对家园给予高度的肯定，在2007年底召开全市推介会，要求在几年内天津市三千多个城乡社区实现全覆盖。目前，这个目标已经全部实现。半边天家园模型也得到全国妇联三届主席彭珮云、顾秀莲和陈至立的肯定和赞扬。顾秀莲在推介会上说，半边天家园倡导以人为本和志愿精神，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有效地维护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是一个有特色有影响的优秀品牌，在全国妇联维权工作中有地位、有影响，很值得推广。
        我们认为，这个项目的成果惠及了天津市一千多万居民，主要是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运用和实现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结果。

三、我在公益活动中得到了什么？

        慈善是一个人内心的追求，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自己的晚年为妇女做一点事情。慈善让我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每天清晨起来都觉得有很多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于是精神十足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我无暇回顾过去，也常常忘掉了自己的年龄，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27年。我愿意就在这样的状态中度过我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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