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的家庭暴力及因素分析
- 发表日期：2006-02-23
- 点击量：1973
【摘要】目的研究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个性特点、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针对心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家庭暴力调查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72例抑郁症进行评定和比较。结果 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HAMD抑郁总分呈正相关；有家庭暴力组男性的主观支持分、总社会支持分低于无家庭暴力组（18.81±4.88，22.57±3.36；33.69±8.20，39.57±6.35，P<0.05），消极应对分高于无家庭暴力组（34.94±4.74，30.07±6.47， P<0.05）；有家庭暴力组女性的支持利用度分低于无家庭暴力组（6.13±2.03，8.10±1.99， P<0.05），EPQ的神经质评分高于无家庭暴力组（64.17±7.40，56.5±10.26，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的家庭暴力事件应予以重视，家庭暴力与男性抑郁症患者的绝望感、主观支持、总社会支持及消极应对方式相关；家庭暴力与女性的支持利用度和神经质个性相关。
【关键词】抑郁症 家庭暴力 横断面调查研究
家庭暴力作为社会心理因素之一，是一个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往往负性生活事件对人具有威胁性会造成较明显和较持久的消极情绪体验，对身心健康的损害更大[1]本研究通过探讨近一年家庭暴力与不同性别抑郁症患者的个性、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关系，从不同性别方面为抑郁症患者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抑郁症患者遭受家庭暴力可能会影响到身心健康，那么家庭暴力对抑郁症患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从不同性别方面分析，各自有何特点。
对象和方法
对象 病例均来自2002年7～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和湖南省脑科医院住院和门诊患者，性别、文化程度不限，年龄18～65岁。诊断由2名副教授以上职称者按照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同时诊断为抑郁发作,并同时评定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评分大于20分。排除标准：有严重躯体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等。符合标准者共72例。男性30例，女性42例。
本研究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是指近一年亲身经历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等家庭成员间的精神虐待（如被辱骂、遭遇精神冷战、经济被剥夺、人身被限制、被遗弃等）、躯体虐待（如被扇耳光、抓、拳打、踢等）、性虐待（如性侵犯、性摧残等）。将入组对象按有、无遭遇家庭暴力分为两组。有家庭暴力组精神虐待21例(55%),精神虐待合并躯体虐待14例(37%),精神虐待合并躯体和性虐待3例(8%)。
方法1. 调查工具 ①自行设计的家庭暴力调查表。包括一般情况（姓名、年龄、性别、族别、文化程度、职业、精神病家族史、物质滥用史、经济收入、诊断、病程等）、近一年内家庭暴力（有或无、目睹者还是经历者、经历者主要是受虐者还是主要是施虐者，家庭暴力方式：精神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自杀程度。②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HAMD）。由 Hamilton于 1960年编制，本研究使用的是24项版本。HAMD大部分项目采用0－4分，5级评分法，各级的标准为；(0)无；(1)轻度：(2)中度；(3)重度；(4)极重。分界值按Davis的划分：总分超过35分为严重抑郁；超过20分为轻度到中度抑郁；小于8分为没有抑郁症状。③社会支持评定量表[3]④特质应对方式问卷[3]⑤艾森克人格问卷[4]以上评估工具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国内已广泛使用。（EPQ）。龚耀先修订，共88项，分精神质（P量表）、神经质(N量表)、内外向性（E量表外向和内向）和掩饰性（L量表）四个分量表。（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测评应付方式，采用姜乾金修订版本，该量表有20个条目，分为积极（12条）与消极（8条）应对方式两个维度。（Social Supporting Rating Scale, SSRS）。共10项，该量表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支持利用度(3条)。
2.调查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由1名研究者（工作5年以上精神科住院医师）执行。在调查前进行了系统的方法学学习和细致而严格的培训。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后，在安静独立的房间进行访谈。SSRS、TCSQ和EPQ等自评量表和家庭暴力调查表由患者在研究者的指导下填写，其中有关家庭暴力和自杀部分的敏感问题则由研究者与患者进行深入访谈后由研究者记录，对可疑信息则询问其家属或印证。对病情严重无法完成调查者，待其病情缓解后评定。HAMD由2名主治医师评定，要求HAMD评分大于20分。
3.统计学方法 在SPSS11.0上建立数据库，计数资料用c2检验，计量资料用t检验。相关分析用Pearson相关。
结 果
1. 有、无家庭暴力两组一般情况的比较
表1：有、无家庭暴力两组一般情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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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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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暴力组（n=38）
|
无家庭暴力组（n=34）
|
c2/t值
|
P值
|
|
性别（例）：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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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
14/20
|
0.006
|
0.936
|
|
发病年龄（岁）
|
33±8
|
35±14
|
0.589
|
0.559
|
|
婚姻（例）
已婚
未婚
离异/丧偶
|
23
10
5
|
20
11
3
|
0.536
|
0.765
|
|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高中
大学以上
|
19
9
10
|
10
9
15
|
3.582
|
0.167
|
|
职业
工人
农民
干部
学生
其他
|
11
6
8
6
7
|
10
1
14
5
4
|
5.961
|
0.202
|
|
阳性家族史（例）
|
11
|
6
|
1.270
|
0.260
|
两组间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两组间在婚姻、职业、文化程度、家族精神疾病史等方面的差异亦无显著性（P>0.05）。有家庭暴力组病程1个月～20年，中位数为3年；双相抑郁症6例，单相抑郁症29例。无家庭暴力组病程1个月～28年，中位数3年；双相抑郁症4例，单相抑郁症27例。
2. 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HAMD各项因子及总分相关性的分析
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的认识障碍（r=0.235，P=0.047）及HAMD抑郁总分（r=0.240，P=0.043） 呈正相关，差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家庭暴力与HAMD其它各项因子均无相关性。从不同性别方面分析，各自有不同的特点。家庭暴力与男性抑郁症患者的绝望感（r=0.367，P=0.046）呈正相关，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与HAMD其它因子及抑郁总分均不相关；家庭暴力与女性抑郁症患者HAMD各项因子及总分均不相关。
3.抑郁症患者有、无家庭暴力两组SSRS、EPQ和TCSQ评分比较
有家庭暴力组男性抑郁症患者的主观支持分、总社会支持分低于无家庭暴力组，差异有显著性（P消极应对分高于无家庭暴力组，差异有显著性（P有家庭暴力组女性抑郁症的支持利用度分低于无家庭暴力组，差异有显著性（PEPQ的N评分高于无家庭暴力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见表2。<0.01）；<0.05）。<0.05）；
表2：有、无家庭暴力两组SSRS、EPQ、TCSQ评分的比较（分，）
|
变量
|
男性
|
|
|
女性
|
|
|
||
|
有家庭暴力组
（n=16）
|
无家庭暴力组
（n=14）
|
t值
|
P值
|
有家庭暴力组
（n=22）
|
无家庭暴力组
（n=20）
|
t值
|
P值
|
|
|
SSRS
|
|
|
|
|
|
|
|
|
|
客观支持
|
8.38±2.92
|
9.71±3.41
|
1.16
|
0.26
|
7.41±2.17
|
8.65±2.54
|
1.705
|
0.10△
|
|
主观支持
|
18.81±4.88
|
22.57±3.36
|
2.42
|
0.02△
|
22.95±8.61
|
22.90±4.28
|
-0.026
|
0.98
|
|
支持利用度
|
6.50±2.42
|
7.29±2.05
|
0.95
|
0.35
|
6.13±2.03
|
8.10±1.99
|
3.154
|
0.00**△
|
|
总社会支持
|
33.69±8.20
|
39.57±6.35
|
2.17
|
0.04△
|
36.5±10.38
|
39.65±7.15
|
1.133
|
0.26
|
|
EPQ
|
|
|
|
|
|
|
|
|
|
E
|
51.2±10.01
|
49.81±9.11
|
-0.39
|
0.70
|
54.57±8.78
|
51.90±8.09
|
-1.021
|
0.31
|
|
N
|
67.96±6.91
|
65.42±8.54
|
-0.90
|
0.37
|
64.17±7.40
|
56.5±10.26
|
-2.787
|
0.01*△
|
|
P
|
71.93±8.46
|
67.13±6.59
|
-1.71
|
0.10
|
72.21±7.04
|
69.42±7.26
|
-1.264
|
0.21
|
|
L
|
64.98±3.23
|
64.79±4.17
|
-0.14
|
0.89
|
62.32±3.24
|
63.84±3.85
|
1.392
|
0.17
|
|
TCSQ
|
|
|
|
|
|
|
|
|
|
消极应对
|
34.94±4.74
|
30.07±6.47
|
-2.37
|
0.03△
|
36.41±18.30
|
27.70±9.48
|
-1.907
|
0.06
|
|
积极应对
|
23.63±7.41
|
25.43±5.69
|
0.74
|
0.47
|
29.3±11.33
|
29.35±5.01
|
-0.005
|
0.99
|
注：SSRS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EPQ为艾森克人格问卷；TCSQ为特质应对方式问卷，*为P<0.05或**P<0.01。
讨 论
负性生活事件作为社会心理因素，对抑郁症患者的心理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些负性生活事件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工作方面[5]，而家庭暴力是婚姻家庭问题的主要内容之一。家庭暴力作为负性生活事件也可能是导致抑郁的一个方面，消极事件比积极事件对精神健康的影响更强有力，家庭暴力对受虐者的身心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研究显示：家庭暴力与受虐者的抑郁程度相互影响较明显，且受虐者的认识障碍也有相应的偏差。Beck（1985）认为抑郁症患者自杀增加的根本原因是绝望的抑郁和应激的增加。许多受虐者，由于躯体被伤害、经济被控制、人身被限制等，使他们处于一种无助、无望、无价值、自罪和悲观的抑郁境地而采取自杀。对男性而言，家庭暴力与其绝望感相互影响较明显。国内有学者研究发现抑郁症自杀与绝望感、抑郁情绪、自卑感呈正相关,绝望感对自杀的影响最大[6]。本研究发现对女性而言，家庭暴力却与其HAMD抑郁总分及各项因子均无关联,这可能是女性由于受其他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所致。
抑郁症患者所面临的应激源是家庭暴力（可能还有其它的生活事件），其社会支持、个性特点、应付方式等其它方面也可能是其致病的共同因素，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呈明显关联,患者的社会支持、个性和应对方式等社会心理因素对此关联有一定的影响[7]。本研究显示在社会支持方面，对男性而言，经历了家庭暴力的男性抑郁症患者，不仅社会总支持更差，而且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也很差；George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支持是对抑郁症结局影响较强的一个因素[8]。对女性而言，家庭暴力与女性支持利用度相互影响较明显。
在本研究中，对男性而言，由于其主观感受支持差，又遭受家庭暴力，更易出现消极应对。对女性而言，虽遭受家庭暴力却不影响其应对方式。一种可能是女性患者的主观社会支持尚好，家庭暴力对女性的应付方式不会构成影响；另外说明对女性受虐者而言，可能尚存着其他影响抑郁程度的更为重要的中介因素，遭受家庭暴力者与大脑中5-HT功能降低有关[9]。本研究发现女性受虐后较易出现情绪不稳定，冲动。Brodsky 等认为冲动和攻击人格特质是儿童期虐待和成人后抑郁症自杀的中介因素， 10]。但本研究发现家庭暴力与男性抑郁症患者的个性不相关，可能是样本量偏少的缘故，需要今后扩大样本进一步分析。
家庭暴力可能影响抑郁症患者的个性及心理因素，同时由于抑郁症患者缺乏社会支持、不能有效地利用社会支持来源、精神质和不稳定的个性，以及消极的应对方式等，也可能促使家庭暴力的加重。本文提示了家庭暴力与抑郁程度的紧密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尚与社会支持、应付方式、人格特征等性别差异有一定关系。但是家庭暴力与抑郁的关系中，究竟性别，还是与性别相关的其他心理变量的差异起更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尚不能清晰作答，则是未来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尽管本研究揭示了上述有意义的结论，但有几点不足尚需提醒。一个是由于时间的原因，样本量收集偏少；二是没有结合家庭暴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进行分析；三是横断面研究尚不能说明家庭暴力与抑郁症心理因素的因果关系，都需要今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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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eikkinen M, Aro H, Lonnqvist J. et al: Recent Life Events and Their Role in Suiside as seen by the Spouses. Acta Psychiatr Scand, 1992； 86: 489-494
6 胡泽卿, 刘协和, 曹莉萍. 抑郁症的自杀未遂及其危险因素分析.中华精神科杂志, 1997； 30（2）: 70-73
7 邹韶红，张亚林，党海红等.家庭暴力与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相关性研究. 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36（4）：238-241.
8 George LK, Blazer DG, Hughes DC, et 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Outcome of Major Depression. [J]. Br J Psychiatry, 1989, 154: 47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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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rodsky BS, Oquendo M, Ellis SP. et al: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hood Abuse to Impulsivity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Adults with Major Depression. [J]. Am J Psychiatry, 2001, 158 (11): 1871-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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